楚元王传 (第12/12页)

受宠幸。又负责《五经》之事，完成父亲的遣业。刘歆便汇集六艺群书，分类编排为《七略》。《艺文志》有载。

    刘歆和刘向开始都研究《易》，宣帝时，下韶让刘向学习《谷梁春秋》，十多年，已学得很精通。到刘歆校定秘书，看到古文《春秋左氏传》，他非常喜欢。当时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左氏》，和刘歆一起校订经传。刘歆大略跟尹咸和丞相翟方进学习，询问大义。起初《左氏传》多为古字古语，学者传解训诂而已，到刘歆研究《左氏》，引传文来解经，互相发明，从此也具备了章句义理。刘歆又沉静有谋略，父子都好古，博闻强记，超过别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和圣人一样，亲眼见过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之后，听传闻和亲眼见，详略不同。刘歆多次向刘向发难，刘向不能责难他，却仍自己坚守着《谷梁》的义旨。等刘歆被皇上亲近，想把《左氏春秋》和《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哀帝让刘歆和《五经》博士讲论其意旨，各位博士有的不肯和刘歆辩论，刘歆于是致书太常博士，责备他说：

    从前唐虞衰亡，三代继起，圣帝明王，相承迭兴，大道显著。周室衰微礼乐不正，大道如此难以保全。所以孔子担心大道不通行，游历各国去应聘。从卫回鲁，之后音乐匡正，　《雅》颂》各得其所；刊定《易》，作《书》序，著作《春秋》，来记载帝王之道。到夫子死而精微之言灭绝，七十子死而大义乖谬，又遇上战国纷争，摒弃篷豆的礼仪，着手军旅行阵，孔氏大道衰微，孙吴法术兴盛。逐渐衰落一直到了暴秦，烧经书，杀儒士，制定禁书法律，赞扬古代的被治罪，大道法术从此灭绝。汉兴起，离圣帝明王很远，仲尼大道又灭绝，法度无从因袭。当时衹有一个叔孙通大致制定礼仪，天下衹有卜书《易》，没有别的书。到孝惠时，废除禁书法律，但公卿大臣绛、灌等人都是披戴盔甲的武夫，不以为然。到孝文皇帝，开始让掌故晁错，跟伏生学习《尚书》。《尚书》刚从屋墙中取出，朽折散乱，现在那书仍在，当时师傅衹是传解诵读而已。　《诗》开始萌芽。天下出现了很多书，都是诸子的传释，尚且广泛立于学官，为它们设置博士。在汉朝的儒生，祇有买生而已。到孝武皇帝，之后邹、鲁、梁、趟常有讲解《诗》、《礼》、《春秋》的前辈老师，都兴起于建元年间。在这时，一人不能独自穷尽经书，有的通晓《雅》，有的通晓《颂》，大家相配合才能完成讲经。《泰誓》后出，博士收集并诵读。所以诏书说道：　“礼崩乐坏，书简脱缺，朕很担心。”当时汉兴起已七八十年，离开全部的经书，本来就很远了。

    到鲁恭王发掘孔子旧宅，想建造宫室，在断墙中得到古文，　《逸礼》有三十九篇，《书》有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上它们，遇上巫蛊仓猝之祸，没来得及施行。至于左氏丘明所修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篇，藏在秘府，隐秘没有公布。孝成皇帝怜惜学术残缺，与原书相差很大，便公布旧藏，校订旧文，用这三种书，校订学官传授的经传，经有的脱简，传有的错编。传令询问民间，有鲁厘担公、整回贯公、胶东庸生的传学与此相同，受压制没有施行。这是使有识者怜惜，士君子痛心的事。以前做学问的人不考虑书的残缺，苟

    且因陋就寡，分析文字，言辞烦琐，学者到老不能研究通一艺。信口解说背诵传记，信奉低等的老师而责难以往的古事，至于国家要有大事，如立辟雍、封掸、巡狩的仪式，便糊涂不知应该怎样。仍要抱残守缺，带着怕被戳穿的私心，而没有服从善义的公心，或者心怀嫉妒，不思实情，雷同的便相追随，听声音附和是非，压抑这三种学问，认为《尚书》是完备的，说左氏没有传解《春秋》，不是很可悲的事吗!

    现在圣上德通神明，继位承业，也怜惜文章错乱，学士们这么多，虽明白真情，仍然迟疑谦让，愿意和士君子一样。所以下发明诏，辩论《左氏》是否可立，派近臣奉上旨令，要来扶助微弱，和两三个君子同心合力，希望重立被废弃的经传。现在却并非如此，深藏坚拒，不肯论辩，苟且以不诵习而灭绝它，想来堵塞仅剩的大道，灭绝精微的学问。可以和他分享成果，难于和他考虑创业，这是老百姓的做法，不是名士君子所为。并且这几家的事，都是先帝亲自谈及，现在皇上考查，那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内外相合，难道是苟且就能罢休的吗!

    礼丧失则到民间去找，古文不是更胜于民间吗？以前博士《书》有欧阳，　《春秋》有公羊，　《易》则有施、孟，但孝宣皇帝还广泛设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虽然义旨不同，但仍然一起设置。为什么呢？与其因为它有错误而废弃它，宁可错误丫而设立它。传解说：“文武之道没有坠于地上，而在人间；贤人记大的方面，不贤的人记小的方面。”现在这几家的言论，是并有大小的义旨的，怎么能偏废呢!如果一定要独断守缺，同门结党，嫉妒真道，违背明诏，丧失圣意，被文官们的议论所淹没，我很希望这两三个君子不要这样做。

    他的话非常深切，儒士们都很怨恨。这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刘歆致书向上陈述而深深自责，希望请求骸骨回家。至于儒者师丹是大司空，也大怒，上奏刘歆改乱旧章，毁谤先帝所立之学。皇上说：“刘歆想推广道术，又怎能当作毁谤呢？”刘歆从此冒犯了执政大臣，被众儒诽谤，害怕被杀，请求出京补为官吏，做河内太守。因宗室不应主管三河，转为五原太守，后来又转到涿郡，共做过三郡太守。几年后，因病免官，从家中起用又做安定属国都尉。正逢哀帝崩，王莽主政，王莽年少时和刘歆都做黄门郎，器重他，禀告太后。太后留刘歆做右曹太中大夫，升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让他主管明堂辟雍，封为红休侯。主管儒林史卜官，考订乐律和历法，着《三统历谱》。

    起初，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到王莽篡位，刘歆做国师，后面的事都在《莽传》。

    赞曰：仲尼感叹“贤才难得，不是真的吗!”孔子以后，著书的人多了，衹有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这几位先生，都博物洽闻，通晓古今，言论对时世有益。传说“圣人不出现，这之间一定有著名于当世的人。”不是很有道理吗？刘氏《洪范论》发挥《大传》，昭明天人相应；　《七略》分辩艺文，理出百家的头绪；《三统历谱》测定曰月五星的分度。究极根本，大有深意。啊!刘向论述山陵的告诫，在今天来察看，令人哀痛!指明梓木之柱的事来推断废兴，多么明白啊!难道不是直信多识，古人所说的益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