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作者 (第1/7页)

    中國文學的作者

    一

    中國文學的作者，一種是士，一種是民。如兩漢文章，唐宋詩詞，作者是士。如民謠、童謠、平話、說書，作者是民。

    平話與說書自唐以后纔有，另成藝人，民謠童謠則來歷甚古，不成為藝人，兩者皆屬于民，有別于士。士為四民之一，本來也是民，但是士與民有別而相關，此點要追溯到周禮王制的王官與王民，士是王官，民是王民。后世制度雖改，此種身分的自覺還是一直承傳著。

    中國文學作者與西洋文學作者的素質根本不同，西洋沒有士，他們的民亦不像中國的。所以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的素質亦根本不同了。

    我今能把這點提出來說得明白，經過也不是容易。士與文學我比較知道得早，為此與日本文人爭論過一陣。但是中國民眾文學的所以然，則是到了這回寫寫中國文學史話，中間才豁然明白過來的。

    先說關于士與文學的話。尾崎士郎我聽他說過兩次“我是小說家”，一次我就當面批評他：“楊雄說文章小道，壯夫不為，你為何安于做個小說家？明治天皇才真是大詩人，而不以詩人自居。”尾崎聽了以為然，其后有一次他當著我，對人更正說：“其實我不是小說家。”尾崎是天才作家，我喜歡他的人灑落無礙，神采照座。

    其后是對保田與重郎，保田志于做隱遁詩人，嚮往后鳥羽院文學，我說：后鳥羽帝受制于將軍，其歌、詩雖美，蓋與宋徽宗之耽于書畫而被金兵俘虜，同為可誡。至于士，是要為國家靖亂，開出太平，又豈可只想抱殘守缺，做個隱遁詩人。中國人亦以文章之美為最貴，但凡事自有本末，以視禮樂，則禮樂為本，文章為末，所以李白蘇軾皆不願只做個文章之士，歐陽修對客多是談政治，很少及于文章。何況如莊子所言，雖天子亦可平視，雖禮樂亦可豁脫，來到了大自然之前無貴賤，所以真貴人往往忘其貴，真美人不自知其美，絕世的好文章出于無意。而中國的藝人更謙卑。日本人是人耽于詩歌與美術了，但我愛的還是像豐臣秀吉那樣的英雄，他統一了群雄割據的局面，開出日本史上所謂桃山時代，他自己不寫文章，不作一件美術品，他只開了風氣，讓世人去百花齊放，今天的又是什麼時勢，而你卻只想做個隱遁詩人？

    我在保田家談了這些，翌日他對我只說了一句：“我把你的話想了通宵。”以后我還寫過幾封信申論此旨，但是保田終不肯接受。這點還是尾崎士郎我與他說話能通。在那次“早晨的訪問裏”，他聽了我的說話之后很反省，他道：“今天我們的文學裏就是沒有革命。”沒有革命，是沒有禮樂，也沒有文章的。可是一次商量日譯“今生今世”，尾崎道：“這可好，如今流行起政治小說。”當下我聽了起一反感，因為這與寫政治小說的作家的身分志氣是不同的。

    雖然如此，昭和文人中只此二人是士，尾崎與保田，再有一人是三島由紀夫，皆才華氣概有足使人嚮往的。二人已死，如今存者惟保田。此外今時日本的小說家皆同于西洋作家的身分，無復士的自覺了。他們很訝異中國的文人何以都那樣政治性的，言下有一種不屑。

    中國是五四運動時叫喊取消士的身分觀念，要學西洋的知識分子一樣。可是士的志氣與對天下的責任觀念還是不自覺地存在著，而且高揚，以此參加北伐，有的則去參加中共，演了傳統的、領導民間起兵的，士的角色。而因在文學上有意壓消了士的身分觀念，遂變得了沒有中國自己的文學。

    士的自覺殆于全滅，是在國府遷臺后。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文化人參加革命，上中共的當，遭了嚴重的政治失敗，從此對天下國家大事完全失去了見識上的自信與勇氣了。二是美國化壓倒了一切，物量主義的社會把感情、道德與智慧來徹底破壞了，哪裏還會有士的精神。他們遂成了完全與西洋的文化人一樣。從來沒有像今日的大學教授與文壇作家的人格藐小卑劣，也從來沒有像今日的在徹底把文學理論西洋化，如顏元叔之流。

    二

    然則西洋文學的作家又是怎樣的人呢？他們可分兩種，一種素質好的是古希臘的哲學家式的，又一種素質惡俗的是中世紀文藝復興后的藝術家式的。

    西洋文學當中最好的是柏拉圖集，文學原不在乎詩文小說戲劇等形式，如史記就是最好的文學。柏拉圖的文章有知性的光。希臘是其數學與科學皆是詩的，其哲學家是詩人。原來希臘的數學與科學是從巴比倫與埃及的寺院僧侶學得來的，所以希臘的哲學者還離祭司未遠，他們都信神。但是已離祭司而獨立，成了學問家的一種新身分了。他們雖然沒有能夠像中國的離祭司獨立了成為士，沒有像中國之士對天下的責任感與禮樂之學，但是也有一種新鮮清潔的朝氣。

    后世西洋的好文學亦宁是在數學與科學者，如笛卡兒、愛因斯坦。文學者是像蕭伯納。日本如寺田寅彥的隨筆，岡潔的“春草”，湯川秀樹的“旅人”，皆是好文章，非當時的文學家所可及。文學家則日本的如永井荷風與長谷川如是閑，中國的如周作人與張愛玲，有西洋柏拉圖以來知性的光。但是希臘的哲學家因未成為士，沒有禮樂之學，他們的學問的知性的光安不到人事裏去，雖然他們的行為離俗是好，可是會流于乖張。像柏拉圖于一天之內做兩個新娘的新郎，就是涉于乖張。永井荷風晚年更是冷癖不近人情。長谷川如是閑不營結婚家庭生活。周作人也有一種冷。冷是因為他們是無神論，這點大不如柏拉圖。他們學希臘哲學家的知性，而沒有學得希臘哲學家的身份的自覺。張愛玲比他們都好，但是她也不宜于中國人家。笛卡兒、愛因斯坦、寺田寅彥、岡潔、湯川秀樹他們倒是熱情正常，也沒有乖張，也沒有癖。

    五四運動初期的文學，是受了希臘柏拉圖一派知性的影響，所以雖然幼稚，倒是可以使人興起。五四青年有一種新的身分的自喜，那也是近于希臘哲學者的身分。而后來變得不好，則是因為一轉轉入了模仿西洋中世紀文藝復興后惡俗的藝術與哲學一派。歐洲文藝復興，蘇醒了希臘的知性，但是希臘哲學家的身份的自覺，則在以后的藝術者與哲學者當中不再存在了。達文西好，但他宁是科學者。藝術是米蓋朗基羅的雕刻大衛像及黎明好，而拉斐爾則是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