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父亲 (第2/3页)

从上一次，即第八次毛主席接见的情形分析，文化革命已经趋向遍地烽火。因那一次接见，不仅有红卫兵的队伍，而且有工人、农民、包括北京市民的队伍，陈卓然以毛主席所乘坐的吉普车的检阅路线来证明这一论点。就在这时，南昌突然打断陈卓然的话，背诵了一段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说，毛主席自戴上红卫兵的袖章起，就决定了谁是这场革命的主体。他又提出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高校里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六月十三日，《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这些都证明青年、学生、红卫兵，是革命依靠的力量。南昌被自己的言辞激励了，他变得很雄辩，话锋一转，指向了法国大革命。他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本质决然不同，他们的经验完全不足以应用于今天的形势。这话很明显是针对陈卓然，人们以为陈卓然一定会起来，并且只需三言两语便可驳倒南昌。可是，陈卓然并没有，他专注地听南昌演说，听他终于说完，举起手，击了，几下掌。过了一天，南昌就随外校的战友出发了。

    南昌他们阴差阳错地来到长沙，经湘潭、衡阳，进广西，再向上过成都，在重庆乘船，走三峡到武汉，再继续顺长江到江西九江，又来到南昌，这个与自己同名的城市。像他们这样的父母，常常用他们的所经过的地名作孩子的名字，以此可见出他们流动性极强的生活，要是将他们这个阶层里的孩子的名字汇集起来，几乎看得见一幅中共政权蔓延全中国的路线图。南昌满意自己的名字，认为是与“南昌起义”联系一起。真来到此，只觉得这城市十分萧条，街巷两边的民居院落，透露出的生活气息，甚至是贫瘠的。此时，他们外出已近两月，他们早已经知道，毛主席并没有如传说那样再次接见红卫兵，前一年十一月下旬的那一次接见，将成为历史上最后的一次了。搭错车的遗憾一扫而净，他们挺高兴的，但在南昌，难免要想起临行前与陈卓然的争辩，就又沮丧起来。事情似乎总归是，陈卓然对。在这人和事都陌生的地方，想起陈卓然，有一种古怪的激动，他在哪里呢？

    无论他们来到哪里，都可聆听到北京的声音。在最背静的小城镇的街头，都看得见新鲜墨汁写就的最新消息：《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停止大串联的通知，等等。红卫兵也在行动，大字报，批斗会，派系斗争，一样不缺。当他们来到武汉的时候，方才发生过一场大规模武斗，停火之后的街市，呈现出特别肃穆的静寂。可即便如此，也没有消除这些地方的偏僻之感，这种偏僻不仅在地理上，还是在时间的概念上。火车站和饭馆里的乞讨的人；大街上，堂而皇之穿行的骡马；朝天门码头上扛包的苦力，喊着川江号子——这就好像在一个遥远的陈旧的时代里。他们想回家了。

    待到离开南昌，南昌才意识对这城市有一种隐匿的熟悉，那是来自于他们的口音。他父亲的普通话里，就带着类似的音腔呢！他只知道，父亲的籍贯是广东，他们也都跟了在表格上填“广东”假期里，他们小孩子轮流去度假的江苏涟水，其实也并不是老家，只是父亲母亲曾经在那里寄养过一个jiejie的老乡家，父亲真正的出生地，却是南昌。父亲家是南昌城里一家有钱的大户，乡下有田产，城里有工厂和商铺，他自从参加革命再没回过南昌，表示了一个革命者和有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决心。也不知什么心理作祟，是忽然涌起的乡愁，还是要纪念家中某一个变故，父亲将他的头生子取名为了“南昌”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辨别出他父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当南昌回到家中。还未进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就会告诉他这些。于是，这场革命将带给他极其具体的考验。父与子的冲突几乎是每一场革命必然发生的情节，它表面上是背叛，实质上却是一种承继。这两个绝然相反的情形同时发生在这个关系里，注定了它的悲剧性，几乎成为革命的命运之一。

    南昌回到上海，已是春节以后，住学校的战友告诉说，他jiejie来找过他，问他几时回来。南昌以为是要他回家过年的事，心想年都过去了，便不当紧。不料当日下午大姐又来了，而且神情严峻，让他回家，问有什么事却并不说。这个大姐比他年长五岁。和陈卓然一样，也是寄养在老乡家，进城之后才去领回。但大姐与陈卓然风格完全不同，她不像陈卓然那样迅速地融入他们的阶层，几乎没有一点儿时生活的遗痕，而是固执地保留了乡人的习惯。她朴素得就像是这家的保姆，长年蓝衣蓝裤，头发剪到齐耳，斜分开，发多的一边用钢丝发卡夹住。事实上，她也担负起一家人的家务。他们的母亲是不管家的，战争塑造了这一种特殊的性格，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