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红墙内外的生活 (第7/13页)

信来。”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我朝封耀松发牢sao：“妈的，罗秘书真不够意思，扣了我一百元钱！

    罗秘书听到了，有些不高兴，说：“一百元差不多了，你也别太贪心。

    我乘飞机到北京，又买火车票坐日双城县，没舍得买卧铺。

    到家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儿干得正欢，完全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惊讶地问：“妈，你病好了？”母亲本来抓着我上下打量，听了我的发问，毫不在意说：“没病，妈没病。妈就是想你。我皱起眉头抱怨：“看你，人家工作正忙，你就拍假电报。…母亲说：“怎么了？你爷爷身体不好，他怕见不上你了。”我无话可说，忙去看爷爷。

    我父亲结婚后，便与爷爷分家另过。父亲孩子多，生活苦，爷爷的生活要比父亲好得多。爷爷有房子，有铁匠铺，我生下不久，还没学会站，爷爷便把我要去，以后一直在他身边长大，感情相当深，甚至比对父亲的感情深。爷爷一见我便哭出声，抱住我上上下下看个没够，摸个不停。他身体很糟，心情也不好。当时成立互助组，政策上讲的是自愿参加，实际上等于强迫。爷爷不自愿，生产工具都被街道收走了，不参加也得参加。

    那时，我正年轻。穿的是中南海发的柞茧丝中山装，小伙儿抖抖擞擞挺精神，在大街上尤其显眼。街坊邻居和旧日同学听说我从北京回来，议论纷纷，都赶来看望。我有毛泽东给的一百元钱壮胆，去市场随手甩出一元钱，买回一挑香瓜，给家里一筐，给邻居一筐。这举动很使勤俭度日的邻居们吃惊、羡慕和感谢。大家议论更殷勤，更多奉承。

    大娘说：“从小我就着这孩子不一般，有出息。是要去大地方做官的。”

    大爷说：“我早说过，云玉这孩子是丑两酒的命，顶冠柬带盛威名。

    同学们说：“云玉是属鼠的，不是一般老鼠，是红老鼠，要有不平凡的命运。”

    我听着很开心，好容易忍住没说自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为说了就违反纪律，不平凡的命运便会结束。不过，我自觉不自觉地还是露了踌蹰满志的神色。那一段探亲的日子，我始终处于一种优越地位，是乡亲们注目的中心。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将家里情况如实作汇报。毛泽东听说我母亲没病，是拍了假电报，便感慨道：“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爱是其他的爱不能相比的。”当我讲到乡亲们对我的议论时，毛泽东笑了，逗趣说：“是啊，红老鼠，你的官不大地位可不低呢。

    接着，我讲了互助组的情况。我说，我父亲除了一双打铁的手，什么也没有，所以搞互助组很积极。我爷爷有作坊，自己干得挺好。他不愿意参加互助组，就把他的工具拿走了，不参加就没活路。

    毛泽东不再笑，认真望住我问：“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还是站在你爹的立场？”

    我低下头小声说：“反正不经本人同意就收走我爷爷的工具下对。政策不是说自愿吗？”

    “那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上了？”

    我低着头久久不语。

    “嗯，”毛泽东在喉咙深处哼一声，慢条斯理说“先不论你的立场，你敢讲真话我还是喜欢的。我看我们很能合得来。”

    卫士值班分正副班。值班室有一个记事本，是交班日记。正班记录毛泽东的起居活动，副班记录江青的起居活动。其中，值班人员很注意交代毛泽东的睡眠情况。

    毛泽东睡觉难，一直服安眠药。有时服一次即可入睡，有时要服两次。那规律是：第一次服药后，擦个澡上床。继续看书，但不着文件了。卫士陪在身边替他做按摩。这也是他与卫士聊天的时候。聊与不聊、多聊少聊因人而异。若一小时后仍未入睡。便服第二次药。并吃点芋头或地瓜。第二次服药后一般即可入睡。若仍然不能入睡，他就开始表现烦躁不安。于是，保健医生便会视情况决定让他服下第三份安眠药。

    我们很注意照顾毛泽东的睡眠。夏天热，有时连白布单也盖不住。我们便在他人睡后再将白布单覆在他肚子上，以防肚子受凉。枕头上虽有凉席，他仍觉热，常用垫报纸的上办法。我们熟悉了。便事先替他垫好。

    毛泽东的床五尺宽，但是一多半被书所占。有次我发现他被子掉了地，灵机一动。便自作主张，找木工在他的床帮上加了半尺宽一条活动木板，睡觉时支起来，起床时放下去。被子便不会再掉地。毛泽东很高兴，夸奖我：“你很会动脑筋啊，说明你做事认真。

    中南海里一些熟人常说：“小田在毛主席和江青面前很吃得开。”如今想来，我其实并不比别的卫士工作更出色。那原因大约反映在毛泽东对我讲的一段话中：“小田，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很愿意跟你谈心，我就喜欢你敢讲真话。”

    我到毛泽东身边时还只是个少年。老卫士讲话都是很慎重的。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注意立场、态度和大道理。我的年纪和性格决定了我讲话随便，当说不当说的都说，正面话反面话全讲。以后习惯了改也改不了。恰恰这一条毛泽东很欣赏。他曾抚着我头发说：“小田哪。你是个好人。我真希望你在我这里呆一辈子。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会想你的。”

    受到毛泽东喜爱，我不免有些骄傲，有时便显出盛气凌人。有次毛泽东外出视察，在火车上，列车员姚淑贤开门慢了些，我便发态度，同她争吵起来，甚至骂了很多难听话。事过之后也根本没往心里去。

    可是。姚淑贤含泪向毛泽东告了状。

    那是毛泽东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指着我鼻子责问：“你为什么对小姚耍态度？”

    毛泽东严厉的面容使我吓一跳，收起往日那种大大咧咧什么也不在乎的劲头，老老实实立正站好。

    “越来越不像话！”毛泽东的目光使我颤栗。“你去向她道歉。要当面检查，检查不好不要来见我。”

    这一来，我威风扫地，接连几天抬不起头。

    毛泽东发脾气毕竟简单明了，过去便过去了，无须多想。江青发脾气则不然。那时，各位首长的卫士们碰到一起，都说：首长好伺候，夫人难挡。在毛泽东的家庭里也不例外。

    那是在北戴河，我同江青的护士闹矛盾，把她骂哭了。我耍起态度来是很凶、很狂的，可是一见她朝江青屋里走去，便有些心怯。尽管嘴巴仍然硬：“你告去，妈的，告上天去我也不怕！”

    一旦副班卫士叫我会见江青，心便怦怦跳起来，脸热手凉。两脚发抖。可我还是强装镇定，作势作态从鼻子里哼一声粗气：“去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