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一章恐怖之国 (第3/3页)

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力——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于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暴君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从“列宁遗嘱”到基洛夫遇刺：通向大清洗的道路

    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大清洗、大饥荒以及集体化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一次次为全体代表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打断。虽然其真正主题并非大清洗，但这却是苏共高层第一个系统谈到大清洗的报告，也是最后一次。

    报告将大清洗期间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总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在苏联解体前，官方所有谈及斯大林时代悲剧的教训总结，大致都不超过这个范围。

    但是，经历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并有幸活下来的两朝元老莫洛托夫，在退休后被问及列宁和斯大林谁更严酷时，莫洛托夫说：“当然是列宁。因为我曾见到列宁当面斥责斯大林性格软弱和自由主义倾向。

    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