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二十一 (第5/6页)

刺史。是日同饮于史馆者皆贬逐。

    景俭未至漳州而元稹作相，改授楚州刺史。议者以景俭使酒，凌忽宰臣，诏令 才行，遽迁大郡。稹惧其物议，追还，授少府少监。从坐者皆召还。而景俭竟以忤 物不得志而卒。景俭疏财尚议，虽不厉名节，死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

    景俭弟景儒、景信、景仁，皆有艺学，知名于时。景信、景仁，皆登进士第。

    史臣曰：仲尼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若渤论考第，仲方驳 谥，诚知后悔，不能息言，可谓狷欤？当贼注挟邪之辰，群公结舌而寝默，而中敏、 李甘、元裕，或肆其言，或奋其笔，暴扬丑迹，不惮撩须。谓之为狂，即有遗恨， 比夫请剑断佞，亦可同年而语也。南纪有良史才，足以自立，而协比权幸，颠沛终 身。君子慎独，庸可忽诸。景俭自负太过，荡而无检，良骥中年跅弛之患也。

    赞曰：张、李切言，利刃决云。裴谏方士，深诚爱君。言排贼注，高、李不群。 汉、俭朋比，夫何足云。

    部分译文

    李渤，字浚之，是后魏横野将军、申国公李发的后代。他的祖父李玄王圭，曾任卫尉寺主簿。其父李钧，是殿中侍御史，由于母亲亡故不按时行守丧之制，被流放到施州。李渤为自己家这一污点感到羞耻，坚心苦志不出仕做官，而立志在文章博学上勤奋努力，不追逐科举功名，隐居在嵩山，以读书撰述为业。元和(806～820)初年，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李巽、谏议大夫韦况一再举荐他，李渤以隐士被征召任左拾遗。李渤推托有病不赴任，于是迁家至东都。朝廷施政有得失，便奉寄奏疏进陈议论。另撰有《御戎新录》二十卷，附表进献朝廷。元和九年(814)，朝廷以著作郎官职征召他，诏书说：“特降新的恩赐，以了结从前授予官职的谋议。”李渤因而赴任就职。一年多后，他晋升为右补阙。由于接连上奏忤逆了皇帝心意，将他改任为丹王府咨议参军，在分设于东都的衙署任职。元和十二年(817)，升任赞善大夫，仍在分设于东都的府署任职。

    元和十三年(818)，李渤派人上疏朝廷，议论五个方面的现行政治措施：一、礼制与乐教；二、经济与财政；三、刑罚与政令；四、议都；五、辩答问难。李渤在东都担任闲散而又无一定职守的官职，以向朝廷上呈奏疏为己任，前后上奏疏四十五封。再次迁升，任库部员外郎。

    这时皇甫。。任宰相，剥夺下民迎合君主心意。适逢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去世，李渤任吊祭使，途中在陕县西部歇住，上疏说：“臣在出使行经之处，广泛访求施政的利弊，察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现今才一百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现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情况大约相似。察询探寻积久的弊端，起自平摊逃亡户的赋税。大概十家之中，一半逃亡，也该另五家平摊十户赋税。有如投石到井中，不到底不停止。均摊逃亡户赋税的弊端，苛刻暴虐到如此地步，这全是搜刮财货之臣剥夺下民向上献媚所致；他们只想竭泽捕鱼，而不思虑最终无鱼。祈请赐予诏书，杜绝均摊逃户赋税的积弊。逃亡户的赋税按其家产钱数确定，征收赋税所欠部分，祈请赐予特殊恩典将其免除。估计不要几年，逃亡的人就必定归田务农了。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确立了然后才能谈论天下太平。若不经由这一途径，却说什么天下太平的话，这就荒谬了。”奏疏中还谈到道路不予修治，驿马多有死掉的情况。宪宗看了李渤的奏疏感到惊诧，立即诏令将宫内飞龙厩的马数百匹，交给京城辖区的各驿站使用。李渤后来因奏疏的拟文措语严厉、无所顾忌，与宰相大相径庭，于是以有病为由归返东都。

    穆宗登基后，征召李渤任考功员外郎。同年(820)十一月，评定在京都的官员的考绩等级，李渤不回避得到皇帝宠信的权臣，一概进行升官降职的考核评定。他有考绩奏章称：

    “宰辅大臣萧亻免、段文昌、崔植，这是陛下统治天下之初，任用为宰辅的大臣，国家的安危治乱，决定于此时。况且陛下思慕天下和顺太平，敬重大臣礼遇诚恳，因此没有亲近身边近臣、骄恣自恃之心。而宰相的权柄，宰相的职事，陛下全都交付给了他们，实在是君主重义、臣易功成、千载一遇的时机。如果失去这一时机，就再没有这种机遇。可是萧亻免等人对皇上不能奉献至公的诚心，申述至明的鉴戒，弘扬先王的大道美德，进献皇帝以谋略建议。又不能严正地舍身克尽忠心，奋发地兴起前代法度，恢复百官依从的根本，以使政教风化大有成效。臣听说，政治的兴衰，在于赏罚。萧亻免等人做宰相以来，没有听说褒奖过任何一人的德行义举，提拔奉公尽职的官员，使得全国身在官位的人有所激励。也不曾听说罢黜任何一个不办理本职公务、专靠结交权贵保持俸禄的人，从而使得空受俸禄而并不管事的那班人有所畏惧。

    “像这样子，刑法的威力就树立不起来了。正邪不能分辨，良莠杂然混同，教化不予推行，赏罚不予施用，天下的治理，还有什么指望呢！

    “前些日子，陛下游历骊山，宰相、翰林学士是辅佐陛下的心腹大臣，应该都知道这件事。萧亻免等人不能在事未成之前，忘我恳切劝谏，而使陛下有轻忽劝谏的名声流播于史册，这是使君主陷入过失。孔子说：‘所谓大臣，就是以正道侍奉君王，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该免职。’如果萧亻免等人进言成功，使君主听从他们的计议，不应发生这样的事。如果进言不成，计议不被接受，即当保身迅速离职，不应在乞讨财源上身居禄位而不理事。进退惟利，岂能逃避遭受指责？萧亻免、段文昌、崔植三人与翰林学士杜元颖等人，一并请考绩为中下等。

    “御史大夫李绛、左散骑常侍张惟素、右散骑常侍李益等谏阻陛下游历骊山，郑覃等人谏阻打猎、游历，这都是担心陛下出行没有止息，放纵无度，又忧虑车马驰骤有倾覆之祸，风寒侵体有染病之患，紧急陈奏无处进献，皇帝国玺落于宫中妇人、宠臣之手。李绛等人能率领御史谏官在朝堂上论列是非，有恳诚谏阻忠心侍奉君主的风范。李绛、张惟素、李益三人，敬祈赐予考绩为上之下等之外，另恩赐他们加官晋爵，以显示陛下优奖忠心、赏识谏官的美德。

    “崔元略职居陛下诸近身供奉官员之首，应当考绩为上之下等；因为他给予于。。以上之下等的考绩评定，于。。以犯贪赃罪处死，按考绩标准必须降等，请赐考绩为中中等。大理寺卿许季同，任用的于。。、韦道冲、韦正牧，都因犯贪赃罪，有的降职，有的处死，本应考绩定等为中下；然而，近时刘辟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