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特殊使命 (第4/5页)



    想到“两种制度”两大阵营”想到“日内瓦协议”想到国际政治斗争…这种高屋建瓴的指示，甚至要在几年的实践中去体验、摸索、领会。

    段苏权就坐在办公室里终夜思考这些问题…三座门——位于景山附近的一个普通地名。若没有青砖墙围拱起的那座院落，它将是北京千万个地名中毫不起眼的一处。即使居住多年的“老北京”也可能面对问路人茫然不知所在。但是，当指挥着世界上最为宠大的一支军队的中央军委办公厅设进这所院落后“三座门”便以无法计数的频率被连续输入各国军事情报机关的电脑。

    夕阳西下，余晖缥缈。军委办公厅一间铺设紫红地毯的小会议室里，转圈摆满沙发，坐了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等党、政、军要害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

    老挝问题中央小组会议正在进行。

    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听过一般情况讨论，将茶杯放于茶几，身体向沙发靠背仰去，转脸望住段苏权：“苏权同志，这是一场大戏，要成龙配套。你也是个唱主角的，下面是不是请你谈谈想法？”

    段苏权一直在静听默想。熟悉他的老同志都说：苏权这个人，年轻时候是个闯将，血性、激动、“闻声而起、敢冲敢拼敢于冒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壮年之后，那种血性和冲动便转换成一种深思熟虑、冷静持重的成熟的美。

    他缓缓掀起限皮，不慌不忙望一眼副总参谋长。

    这位副总参谋长方额阔脸，体态结实匀称，可说是一表人材。素以“勇冠三军”而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无论大渡河还是腊子口，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又有非凡的记忆力。十几年后，当美国人为了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而来中国采访时，对这位将军的记忆力叹为观止。他可以说清行军的路线甚至每一个地名；他可以说清时间甚至当时的具体时刻；他可以说清参战双方的部队甚至所有重要的当事者姓名。都是亲身经历。而且立于风口狼尖。也难怪人称他是“活地图”“活字典”

    杨得志、杨勇、杨成武，并称“三杨”曾是全军全国人民熟知的我军三员虎将。

    抗日战争中，杨成武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以战功卓著而深得聂荣臻元帅的喜爱。他又能写文章，又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和地理知识丰富，被战友誉为“文韬武略，精明强悍”就连骁勇善战又桀傲不驯的黄永胜提起这位一分区司令员，也不无三分敬服七分嫉妒，对他新调来的一位团长说：“他妈的，杨成武能打，有办法。一分区就是他说了算。咱们三分区不行，我说了不算，三分区政委王平说了算。”

    段苏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曾与杨成武同在晋察冀工作，彼此相交已久，心心相映。这次秘密出使老挝，设在总参的中央老挝问题工作小组又有这位老战友、老上级参加，对以后开展工作，无疑是一个有利条件。

    “1962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越南军队撤出老挝。在美国压力下，中立派开始分化。富马、贡勒等倒向右派。土匪猖獗，内地被分割。看趋势，富马在琅勃拉邦、万象是培·萨纳尼空，富米是沙湾纳吉，文翁是占巴塞。为了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根据中央指示，有五个问题必须解决。”段苏权开始发言。

    “一条条讲。”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抓了一支笔，点头示意。

    “第一，关于拳头的问题。军队是建制分散还是逐步形成主力，形成拳头？是保持统一战线式的军队还是从内容上根本改造旧军队，逐步建立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级武装制？”

    与会者有的静听，有的点头附和。有的匆匆记录。

    “第二，根据地问题，他们过去是打到哪里，那里就是根据地。军队走了，根据地就没了，不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

    杨成武点头插话：“主席谈到老挝问题时，也讲了五条：建党、建军、根据地建设、少数民族和自力更生。精神是一致的。”他主持总参工作15年，各方面情况都很熟。

    “第三，打歼灭战的问题。现在是打跑就算赢，不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老挝来的同志有介绍，打仗不打人，双方朝天放。打死人是误伤。枪声大的就赢了，枪声小的就撤了。撤回去组织力量再来比。这不行。”有工作人员嘟哝。

    有人无声地笑。有人解释：“这种情况虽然有，不是主流。同外国侵略者作战就英勇得很，他们有长期抗法武装斗争的传统和基矗”“把群众发动起来，建党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可能形成拳头打歼灭战。”段苏权继续讲下去：“还有自力更生问题。外援是必要的，但要受到交通条件、敌人封锁破坏等客观条件限制。依赖思想不能有，说到底还得自己解放自己，这条还得跟老挝同志讲解清楚。”

    姬鹏飞朝烟缸里磕磕烟灰，慢条斯埋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打游击，连粮食问题自己也解决不了，怎么能行？”

    装备部部长咳一声嗓子，接过话来讲：“主席曾指示，哪里搞革命就向哪里援助。总理根据主席这一思想，明确了四点：一、援助是为了支援受援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二、援助要促使其自力更生，不要使对方养成依赖思想…”会议室里静了许多。段苏权在那一刻想了许多。

    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思想家，毛主席坚持国际主义精神无疑是对的。但做为中国政府的“当家人”周恩来不能不更实际，想得更全面更具体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团难。

    一次，周恩来同一位受援国的领导人经过艰苦谈判，说定了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