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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舞着王家宝剑出现在兰斯。这场炫耀是做给谁看的呢？如果是在今日我不会要任何排场：国王骑在马上，教堂不作任何装饰，有它那些古老的穹顶和古墓就够显气派了；两院成员出席仪式；手按福音书，大声宣誓忠于宪章。这就是君主制的改革更新；我们本可以以自由和宗教来重新开始君主制的统治；可惜大家不大喜欢自由：至少，只要大家喜欢光荣就行！

    阿！在那尘土覆盖的墓xue里，

    英勇国王的高贵阴魂将说什么？

    法拉蒙、克洛迪昂和克洛维，

    还有我们的丕平、马泰尔、查理

    和路易①将说什么？

    ①这些人都是法国早期的国王。

    这些冒着战争危险，以自己的血rou

    给子孙夺来如此美好江山的英雄！

    总之，拿破仑的新式加冕礼，就是教皇来给一个与查理曼一般伟大的人物涂抹圣油的仪式，难道不是通过改换出场人物，来摧毁我国历史上这种古老仪式的作用？老百姓会由此认为，一场虔诚的仪式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任何人送上宝座，或者对选择接受圣油的人这种大事变得无关紧要。在巴黎圣母院那场仪式上出头露面的人物，在兰斯大教堂又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其实他们只是一场演俗了的戏里不可或缺的人物：拿破仑把他那些无足轻重的配角送给查理十世，他将占据优势。从此皇帝的面孔控制一切。它出现在事件的背景上和思想的深处：我们所处的堕落时代的纸页，一碰到他那些雄鹰的目光，便都卷缩起来。

    星期六，加冕礼前夕，于兰斯

    我见到皇上进城来；从前这位君主连一匹坐骑也没有，今日我看见他坐着金碧辉煌的御辇经过；我还看见一辆辆马车满载臣僚驶过来，从前那些家伙连主子都不知道护卫。这一行人去教堂唱感恩赞美诗，而我则去参观一座罗马时代的废墟，并独自去一片小榆树林散步。人家称那片林子为“爱情林”我远远地听着欢庆的钟声，看着大教堂的塔楼。几百年来，它们都是这种仪式的见证人。这种仪式总是那么一回事，然而，又因为时代、思想、人情、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显得迥异。君主政体灭亡了，有几年大教堂被改作马厩。查理十世今日重临大教堂，是否记起他曾目睹路易十六接受圣油的情形？而今他也将在同一地方接受圣油。他会相信，一场加冕祝圣会给他消灾除难吗？如今不再有能够医好瘰疠的贞德之手，也不再有使国王们百病不侵的圣油。

    荣誉团骑士接待会

    有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兰斯律师巴尔纳热所述加冕礼》。我就是在这本小册子半是空白的纸页上，以及在掌玺大臣德？塞蒙维尔先生一封公开印行的书信上匆匆写下了大家刚刚读到的那些文字。德？塞蒙维尔先生那封信是这样写的：“掌玺大臣荣幸地通知德？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大人：陛下祝圣加冕仪式次日，凡愿意出席圣灵荣誉团和圣米歇尔荣誉团领袖与至高无上主宰，以及荣誉团诸骑士接待会的贵族院议员先生，都可在大教堂圣殿找到为其提供并保留的座位。”

    不过查理十世愿意宽恕我。在兰斯，巴黎大主教跟他说起反对派阵营的人，皇上说：“那些人不拥护我。让他们去吧。”大主教接口说：“可是，陛下，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呢？”——“哦，他呀，我为他遗憾。”大主教问皇上，这句话能否转告我。皇上在房间里踱了两三圈，沉吟一阵后，说：“行，就转告他吧。”可是大主教忘了转告我。

    在荣誉团骑士接待会上，当德？维莱尔先生宣誓之时，我正好跪在国王脚边。我的帽上掉了几根羽毛，我就跟骑土伙伴相互问候了两三句。然后，我们离开了君王的膝头，一切便告结束。国王费力地脱下手套，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戴手套的猫逮不着耗子。”人家以为他跟我说了好久的话，于是说我再度受宠的流言不胫而走。查理十世以为大主教把他的好意说给我听了，大概正期待我说句谢恩的话，我的沉默一定让他气恼。

    我就是这样出席了为克洛维国王的后人举行的最后一次加冕礼。我在《国王驾崩：国王万岁！》那本小册子里要求举行加冕礼，并且对仪式作了描述。是我那些文字促成了这件事。这并不意味我对仪式还有丝毫信仰；而是因为合法王权什么都缺乏，不管是好是歹，都必须运用一切手段来支持它。我记得兰斯大主教阿达贝隆下的那个定义：“法兰西国王的加冕礼不是私事，而是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大事。”我谨转录专为加冕礼所作的令人赞美的祈祷：“天主通过你的德行来指导你的人民，并赋予你的仆人领悟你智慧的头脑！愿这些日子人人生出公正与正义：给朋友以支持，给敌人以障碍，给苦难者以安慰，给受培养者以端正的品格，给富人以教诲，给穷人以同情，给朝圣者以热情接待，给可怜的臣民以和平安全的家园！主啊，愿国王学会自控，学会依人施治，温和节制，以便能给全体人民作出表率，过你喜欢的生活。”

    这段祈祷是十五世纪学识渊博的杜蒂耶保存下来的。在把它录入我的小册子《国王驾崩：国王万岁！》之前，我曾喊道：“让我们祈求查理十世仿效他的祖先吧：第三家族有三十二位君主接受了加冕的圣油。”义务尽完之后，我就离开了兰斯。我可以像圣女贞德一样说：“我的使命结束了。”

    我把宿敌召集在身边——我的读者变了

    巴黎经历了最后的欢乐庆典：宽容、和好、友善的时代过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严峻的现实。

    一八二○年，当新闻检查处让《保守者》停刊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料到，七年后会以另一种形式，另一家报刊，重新开始同一性质的笔战。在《保守者》上与我并肩战斗的人曾像我一样，要求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他们和我一样，站在反对派阵营，和我一样受贬失意，因此自称是我的朋友。一八二○年，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更借重于我的奔走，他们当了官掌了权，于是掉转枪口来反对新闻自由：他们由受压的人变成了压迫者，便不再是我的朋友，也不再这样自称。他们硬说新闻许可证只是从一八二四年六月六日，也就是把我赶出内阁的那一天才开始实行的。他们的记性太差了：他们只要再读一读从前反对前一届政府、主张新闻自由而发表的观点、撰写的文章，就会承认，他们至少在一八一八和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