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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第5/9页)
身边领略它们、并且以轻蔑的目光注视你的年轻人,令你嫉妒,使你更清楚地明白你是多么被人抛弃。大自然的清新和妩媚在令你想起昔日幸福的同时,增加你的悲惨处境的丑陋。你现在只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污点,你以你的存在、你的言语、甚至你胆敢表达的感情,破坏它的和谐和美妙。你可以爱,但人们不可能再爱你。春天之泉已经更新了泉水,但并未使你恢复青春,而目睹万象更新、百业兴旺,更勾起你对昔日欢乐的痛苦回忆。 ①拉丁文,引自罗马伟大诗人的《埃涅阿斯纪》(Eneide):更加值得生活的岁月。 我乘坐的邮船挤满流亡家庭。我在他们当中认识了安岗先生,他是我哥哥以前在布列塔尼议会的同事,是一个风趣的人,以后我会谈到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一位海军军官在船长室下棋;他没有认出我,因为我的变化太大了;但是我认出他是热斯里尔。自从我们在布列斯特分手之后,我们一直没有见面;南安普敦是我们永别的地方。我对他讲述了我的旅行,他给我讲了他的旅行故事。这位在我身边海狼中出生的年轻人,在海狼中第一次拥抱他最老的朋友,而这些海狼又将是他的光荣的死的证人。朗巴?多里亚,热那亚海军元帅,在打败威尼斯舰队之后,得知他儿子战死。“把他扔到海里去!”父亲以古罗马人的方式说,犹如说“把他扔给他的胜利女神吧”热斯里尔自愿从他投入的波狼中出来,只是为了在岸边更好显示他对波狼的胜利。 我在《回忆录》第六章开始处,已经讲过我在泽西岛登船前往南安普敦。这样,经历美洲森林的探险和德国军营的生活之后,我这个可怜的流亡者于一七九三年踏上这片土地;一八二二年,我在那里是显赫的大使;我在那里写下这一切。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文学基金——霍鲍尔的顶楼——我的健康恶化——就诊——伦敦的流亡者们 伦敦成立了一个援助英国和外国作家的团体。这个团体请我出席它的年会。我把出席这个会议和参加这个组织当成我的义务。约克公爵殿下坐在主席位置上;他右边是萨默塞特公爵,托灵顿和博尔东勋爵;他安排我坐在他左边。我在会上碰见我的友人坎宁先生。这位诗人、演说家、著名的部长发表了一篇演说,演说中有一段已由报纸转载的对我过分恭维的话:“虽然此地认识我的高贵的朋友、法国大使的人不多,但他的性格和他的作品在整个欧洲是非常驰名的。他以阐述基督教原则开始他的生涯;他通过捍卫君主制原则继续他的事业;现在,他来到我国,用君主制原则和基督教美德的共同之处将两个国家联合起来。” 很多年之前,坎宁先生作为作家,在伦敦师从皮特先生学习政治学;在同样长久的时间之前,我在英国首都,在默默无闻中开始我的写作。现在我们两人都是非常富有的人,但我们都加人这个以资助穷困作家为宗旨的组织。是我们都享有的显赫声名还是我们的共同的痛苦经历使我们聚集在这里呢?东印度总督和法国大使在痛苦的缪斯的宴会上能够做什么呢?乔治?坎宁和弗朗索瓦?德?夏多布里昂在此就坐,是为了纪念他们过去的厄运,也许是过去的幸福;他们为荷马干杯,为一块面包吟唱荷马的诗篇。 如果这个文学基金,在我一七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从南安普敦到伦敦时就存在,它也许会替我支付看病的诊费。那时,我舅舅贝德的儿子、我表兄布埃塔阿代安排我住在霍鲍尔的一间顶楼上。人们曾经希望出现奇迹,通过改变环境使我恢复当兵所需要的体力。但是,我的健康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每况愈下。我肺部有毛病;我瘦削而苍白,咳嗽,呼吸困难,出盗汗,咯血。和我一样穷困的朋友带我到处求医。那些希波克拉底①让成群的叫花子在他们门口等候,以一畿尼的代价向我宣布,我的病只能忍耐,还加上一句说:“T'isdone,dearSir.”(没治了,亲爱的先生)。以其关于溺水者的实验出名的戈德温医生比较慷慨:他免费给我看病;但他以冷酷的态度(他对他自己也如此)对我说,我还可以活几个月,也许一年或两年,如果我注意不让自己劳累的话。“你不要打算从事长期工作。”这是他的诊断结论。 ①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 对我的末日即将来临的断言,除了不可避免地引起我感情上的悲哀,也给我带来难以置信的心灵平静。《革命论》的出版说明中的一段话和《革命论》本身的一段话,可以用这种精神状态来解释:“由于受到一场希望甚微的疾病的打击,我以平静的目光看待一切;对于离开坟墓才几步路的旅行者,他受到坟墓的肃穆气氛的感染。”贯穿《革命论》的苦涩的思考是不奇怪的:这本书是我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在对我的宣判和执行之间写的。一位生活在流亡的穷困之中,而且相信自己的死期即将到来的作家,不可能带着欢笑面对世界。 但是,怎样度过这一段恩赐给我的时光呢?我本来可以靠我的剑生活或者很快死去,但剑已经与我无缘;我还能做什么呢,拿起笔?我这杆笔既没有名气,也没有把握,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分量。我与生俱来的文学趣味、童年的诗作、我的游记草稿,这些是否足以引起公众注意?我有意写一部对历次革命进行比较的著作;我考虑这个题材是因为这比较适合当时的趣味。但是,谁会印刷这本没有人推荐的书呢?在写作过程中,谁来养活我?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来日不多,我也要找到在这不多的时间里支撑我的办法。我的三十个路易已经用了不少,不久就要用光,而且除了我个人的不幸,我还要忍受流亡者共同的困境。我在伦敦的朋友都有工作:有的做煤炭生意,有的同他们的妻子编织草帽,还有人教他们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法语。他们都生活得挺快活。轻浮——我们民族的这个缺点,此刻变成美德。他们当面嘲笑命运女神;这个女贼异常尴尬,把人们不再向她乞求的东西带走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佩尔迪埃——文学工作——我同安岗的交往——我们的散步——威斯特敏斯特教堂一夜 佩尔迪埃①,《DominesalvunfacRegem》②的作者和《使徒行传》的主编,在伦敦继续他在巴黎的事业。他说不上有什么严重缺点,但他充满无可救药的小毛病:放荡,恣意妄为,挥金如土,既是正统派的仆从也是黑人国王克里斯托夫③的大使,德?“柠檬水”伯爵的外交通讯员,人们用糖支付他的薪俸,他拿来换香槟酒喝掉。这位用袖珍小提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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