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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对别人宽容，有些事我们虽不赞成，却也要原谅宽宥。有时才华、天才甚至美德也可能跨过责任的界限，这本是人类的弱点。谢尼埃先生热爱自由，我们可以说他这是罪过吗？就是那些骑士本人，要是他们能走出坟墓，也会追随我们时代的光明的。要是那样，我们就会看到荣誉和自由那种完美的结合得以形成，就像瓦卢瓦家族统治时期，那些哥特式的齿形装饰在我们的宏伟建筑上无限优雅地环罩在希腊柱形顶端一样。自由难道不是最贵重的财富，不是人的第一需要？它使天才热情奔放，使心灵得到升华。对于缪斯的朋友，它像他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可缺少。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附他人而生存，因为它们使用的是一种单独的语言，并不为群众所理解。而文学则不同，它用的是通用语言，若是戴上了脚镣手铐，就会衰弱，就会死亡。若是在写作时，必须禁止自己表达高尚的感情，表达强烈而伟大的思想，那又怎么写得出不辜负未来的篇章？自由乃科学与文学之友，这本是如此自然的事情。当自由被人从人民中间驱走时，它就躲到科学与文学身边避难。先生们，自由委托我们替它撰写编年史，替它向敌人报仇，把它的名字与对它的崇拜传给后人，传到千秋万代。为了使们不致误会我所表达的思想，我谨声明，我在此谈论的自由，是来自秩序和产生法律的自由，而不是源于放纵招来奴役的自由。《查理九世》作者的过错并不在于向那些神祗中的随便叨阶奉上了乳香，而是在于认为它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与一个君主立宪政府水火不容的。一个法国人把这种自主表述在他的看法之中，而别的民族则把它写进了法律。自由在他看来只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原则。从本能上说他是公民，而他选择的却是臣民。即使你们哀悼的作家作了这种思考，他对于破坏性的自由与建设性的自由也不是怀着同样的热爱之情。

    先生们，学士院的惯例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在即将结束这场演说的时候，我忽然冒出一个想法，不觉悲从中来：不久之前，谢尼埃先生对我的作品作出了判决，正准备发表，而今日，却是我在这儿批评我的判官。我要十分真诚地说，我仍然宁愿遭受一个敌人的嘲讽，宁愿安安静静地生活在孤独之中，也不愿以我的到场提请你们注意，人在尘世的生死接替是何其迅速，死亡的出现是何其突然，它推翻我们的计划，打消我们的希望，骤然把我们带走，有时把对我们的回忆留给与我们的观念原则完全相反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讲台就是战场，才子们轮番登台，在这里大出风头，也在这里告别人世。这个讲台曾见过多少天才走过！高乃依、拉辛、布瓦洛、拉布吕耶尔、波舒哀、费奈隆、伏尔泰、布封、孟德斯鸠…先生们，想到自己将成为这条名人谱系链上的一环，谁又不害怕呢？我被这些不朽的名字压得喘不过气来。况且凭我的才华，我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他们的继承人。不过我至少会努力以我的感情证明，我是他们的后来人。

    将来，轮到我让位给应该替我致悼词的人时，他可以苛严地对待我的作品。但有一句话他是不能不说的，这就是我怀着满腔激情热爱祖国；我宁肯自己吃千般苦，也不愿让祖国流一滴泪；我坚定不移地把生命的每一天奉献给这种高贵的情感。只有它使我们活得伟大，死得光荣。

    可是先生们，我选择这样的时刻来谈论死亡葬礼是多么不合时宜！我们周围不是充满了欢乐吗？作为一个孤独的旅人，我在那些覆亡的帝国废墟上作过多日沉思：我发现一个新帝国在崛起。我刚刚离开安息着已逝民族的陵墓，又看到一只满载着未来命运的摇篮①。从四面八方传来士兵的欢呼。恺撒登上了卡皮托利山②，老百姓到处传诵奇迹，宏伟的高楼大厦一座座建起来了，祖国的边境线一直推进到了遥远的海边。那可是日耳曼尼库斯③都没见过的远海哟！那里浮载着西庇阿④的巨舰。

    ①拿破仑之子生于——八一一年三月二十日。

    ②罗马山名，建有朱庇特神殿。此句喻拿破仑登上了政治巅峰。

    ③日耳曼尼库斯(公元前十五—公元十九)，古罗马名将，维护和扩大帝国疆土的功臣。日耳曼便是因其得名。

    ④西庇阿，古罗马大家族，族内先后有多人率军出征非洲。

    当胜利者接受凯旋式的欢迎，由他的军团簇拥着前进的时候，缪斯那些沉着安静的子孙将干什么呢？他们将迎着战车走去，以便把和平的橄榄枝和胜利的棕榈叶插在一起，以便向胜利者展现神圣的队伍，以便给战争故事加上让保罗—艾米尔看到佩尔修斯⑤的不幸潸然落泪的感人画面。

    ⑤保罗—艾米尔(Paul-Emile，生卒年月不详)，古罗马大将，公元前169年，大败马其顿国王佩尔修斯(公元前二一二—前一六五)。

    您，凯撒们的女儿⑥，抱着您年幼的儿子，走出宫殿，来给伟大增加一点妩媚，来使胜利生出几分怜悯，来用您王后兼母亲的带着威严的温柔，减弱武器的寒光。

    ⑥指拿破仑的妻子玛丽—路易丝皇后。

    在退还给我的演说稿上，开头部分提到弥尔顿的地方，都被波拿巴亲手划去了。我反对把文学孤立起来的部分也同样留下了铅笔划去的印痕。对德利尔神甫的颂扬被括起来了，因为它使人想起了流亡贵族，想起了诗人对王室的灾难，对流亡难友的痛苦始终不变的同情。对德？封塔纳先生的颂扬被打上了叉。几乎所有提到德？谢尼埃先生，他和我的兄弟，以及在圣德尼建造的赎罪坛的地方，都被一笔勾销。以“德？谢尼埃先生热爱自由…”开头的那一段，被打上了两条直杠。不过后来帝国官员在发表这篇演说辞时，还是相当合适地保留了这一段。

    人家把这份演说稿退给我以后，事情并没有了结。他们想迫使我重写一份。我表示就用这一份，决不重写。于是委员会宣称，我如果不改写，就不会被学士院接纳。

    有一些十分美丽、热心，有胆有识的人对我很是关心，尽管我并不认识她们。我一八○○年回国时，是兰德赛夫人从加来把我接到巴黎的，这一次她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盖夫人，盖夫人又把它告诉了莱约尔？德？圣—让—堂热利夫人。后者便请求德？罗维戈公爵放我一马。当代妇女把她们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