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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五世①来说至少会是一件大事；很可能他的葬礼还会因这场流血之战而增添不少荣耀；可是他却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离开了我们。

    ①一八三三年二月二日，卡雷尔身受重伤。——拉博里是一个正统派记者的儿子。

    由于一时的伤感，他在《国民》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我因此给他写了这样的一张便条作为回答：

    一八三四年五月五日巴黎

    先生，您文章中充溢着的高贵优雅的情感使您超然于当今所有政坛文人之上。我并非称赞您的旷世之才；您知道，在有幸认识您之前，我就已经给它以充分的肯定了。我也不想感谢您的夸奖；目前我更乐意将它归结于您的老交情。先生您已经站得足够高了；像所有颇有名望的大人物一样，您已经开始脱离民众；当人们渐渐地跟不上他们的步伐的时候，就会把他们视为异类，将他们抛弃掉。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尽力在另一封信中安慰他，因为他由于犯了出版罪而被判了刑，我收到他这封回信；信中表明了他的观点、遗憾和期望：

    致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

    先生：

    到了巴黎我才收到您八月三十一日的信。我早该向您致谢了，可是消息灵通的警察知道我回来了，我不得不花些有限的时间去为蹲监狱做些准备。是的，先生，法官是根据莫须有的法律给我定了莫须有的罪名，判了我六个月监禁，因为虽然反动派被认为有权出版，可是路易——菲力普国王却认为我是有罪的，起诉理由充分，辩护也远没能减轻我的罪名，但是陪审团却有意将我无罪释放。我很高兴地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大胆论断的重大阻碍似乎已差不多被消除了——您已读过那份辩护词，十八年前，在一些权威性著作里，您向您的政党讲述宪法义务的原则①，辩护词正是因为引用了那些条例，才变得对我十分有利。

    ①符合宪章的君主政体。

    我常忧心忡忡地寻思着，先生您和那些见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我自己，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如果全国的精英这样齐心协力为获得异议权进行不懈的斗争，尚且不能在法国产生一个仁人智士自己的政党，一个任何成功的、合法行使职权的政体都需要的、拥有必不可少的思想、言论、著书自由的政党，那您和那些先生们的作品还有何用呢？先生，在上届政府您提出的完全的争论自由，难道像您的政界同僚运用阴谋诡计反对他们大权在握的对手一样，是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吗？一直以来，有些人就是这样利用新闻界的；但是，您，先生，您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为了战斗，为了普遍捍卫一切思想(古老的和新兴的)自由才提出争论自由的；正因为如此，在七月革命引起的新争论中，您才受到持各种观点者所感激和尊重。我们的事业因此而联结在一起，我们引用您的作品，这并非只是仰慕您举世无双的才华，而是渴望远远地追随您的事业，我们是小兵，而您已是赫赫有名的老将。

    先生，您三十年来所追求的也正是我追求的，如果可以追随您的话，我们要让美丽的法国拥有比国内战争更为人道、更加文明、更为友爱、更具决定意义的战斗法令。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只有相异的见解而没，有党派纷争，只有合法公众的利益而没有虚伪、自私和贪婪呢？通过说服和讲话，党派和解是必然的，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见？尽管党派纷争和流血牺牲也会带来妥协和解，但却已是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死者已矣，伤者和幸存者也未必会得到什么好处。先生，正如您曾痛心疾首地说过的一样，法国好像已失去了向导，仿佛不知道蜷缩于安宁平静的专制制度下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仍然必须不停地说，不停地写，不停地发表出版，只要坚持不懈，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办法出现的。而且，先生，有您这样的好榜样，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

    先生，请允许我怀着始终不渝的热爱永远做您最忠诚的奴仆。

    阿·卡雷尔

    一八三四年十月四日于靠近纳伊的皮托

    卡雷尔先生被关在圣佩拉热，我每周去看他两三次：他老是站在窗户的铁栏杆后面。这令我想到他的邻居，植物园的一只非洲小狮，可怜的荒漠之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铁笼之中，忧郁的目光茫然地注视着外面的一切，它死了。然后，卡雷尔先生和我走下来；院子里潮湿、阴暗、狭窄，四周围着高墙，如同一口井，亨利五世的奴仆和王室的敌人都在这里散步。其他的共和党人也在这里散步：这些蓄着大胡子、小胡子，或长头发的，戴着德国或希腊式软帽的年轻狂热的革命党人，面色苍白，目光冰冷，模样可怕，看起来就像是鞑靼人尚未投身凡体的先存灵魂①：他们时刻准备着闯入生命。他们的衣服如同战士的军装，又像是勇士身上血迹斑斑的衬衣：这是现实社会后面潜藏着的一个可怕的复仇世界。

    ①或许此处有段维吉尔的回忆，见《伊尼特》。

    晚上，他们聚集在他们的头阿尔芒·卡雷尔的房间里；谈论掌握政权后他们如何执政，以及流血的必要性。他们开展关于恐怖时代的伟大公民的讨论、一些人拥护马拉，他们信仰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其他的人则崇拜罗伯斯庇尔，认为他是新世纪的救世主。圣·罗伯斯庇尔不是曾在一篇关于上帝的演说中讲道：“信仰上帝给人以对抗灾难的力量。”“断头台上的无辜令凯旋战车上的暴君也黯然失色？”刽子手装出上帝式的怜悯，这是灾难、暴政、断头台的制造者的眼泪，使出这样的伎俩为的是让人们相信他们只杀有罪的人，并且还是出于道德良心才这么做的；而那些犯人，早已料到要受惩罚，于是抢先一步在法官面前摆出一副苏格拉底的模样，竟然企图用他们的无知来威胁审判官！

    呆在圣佩拉热对卡雷尔先生是有害无益的：与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关在一起，他反驳、痛斥和藐视他们，庄重地拒绝在一月二十四日装饰彩灯；同时，他也因痛苦而发怒，凶杀的诡辩总是萦绕在耳边，动摇着他的理智。

    这些年轻人的母亲、姐妹、妻子上午过来照料他们，帮他们缝缝洗洗。有一天，我走在通往卡雷尔房间的昏暗走廊上，听到隔壁房间里传出一个迷人的女声：一位漂亮的妇人脱了帽子，散着头发在简陋的床边缝补着破衣烂衫；男人则跪在她的膝盖前，仿佛他不是菲力普的囚犯，而是女人脚前的奴仆。

    从监狱出来后，卡雷尔先生转而来看我了。就在去世的前几天，他给我拿来一期《国民》报，上面刊载着一篇他颇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