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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有一个傻瓜讲述路易十八在哈特威尔流亡的经历。元帅听着。每听说一件事他都要说一句：“这是老八辈子的事了。”——有人带来陛下的拖鞋。——“这是老八辈子的事了！”——每逢守斋日，国王吃晚饭以前，都要吞下三个新鲜鸡蛋。——“这是老八辈子的事了！”这种回答让我吃惊。当一个政府并非团结一致坚强有力时，任何良心靠不住的成员依其性格的活力，都会变成四分之一，四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个阴谋家；他等待着命运的决定：事件造就的叛徒，比舆论造就的要多。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百日王朝的开始——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

    电报突然通知善良的人和不相信的人：拿破仑乘船渡海回法国来了。御弟和德？奥尔良公爵、麦克唐纳元帅一起赶赴里昂，不久，御弟又从那里返回巴黎。苏尔特元帅被人向众议院检举，于三月十一日把位子让给了德？费尔特公爵。波拿巴碰到的对手费尔特将军，一八一四年曾是他的最后一任陆军部长，一八一五年则成了路易十八的陆军部长。

    这次行动是前所未闻的大胆，从政治角度着眼，可以把它看做拿破仑不可饶恕的罪过或者天大的过错。他明知各国君王还在维也纳出席和会，欧洲仍然全副武装，决不会容许他东山再起；他的判断力应该告诉他，即使获得成功，也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人民曾经为他慷慨地献出了热血和财产，现在他为了满足自己重新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欲望，不惜牺性人民的安宁。他过去的一切都得自祖国，他的前途也与祖国不可分离，然而他却使祖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这种荒诞的想法里含有冷酷的私心，对法兰西毫无感激之情，且十分苛刻。

    按照实践的理性，对于一个有头脑但更有良心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对于拿破仑那种人来说，世上存在着另一种理性。那些名声赫赫的人自有与众不同气派：彗星绘出了无法计算的曲线，它们与任何东西都没有联系，似乎干什么都不适合；要是在它们行经的轨道上有一个星球，它们就把它撞碎，送回天上的深渊。它们的规律只有天主知晓。非凡的人是人类智慧的纪念碑；而不是人类智慧的标准。

    波拿巴也决定采取行动，主要不是听了朋友们不实的报告，而是出于本性的需要：他是因为对自己信念才采取行动的。对一个伟人来说，生得伟大还不够，还必须死得伟大。厄尔巴岛难道是拿破仑的终老之地？难道他可以像戴克里先①在萨洛纳那样，同意做一方菜地的君主？如果他再等一些时日，等到人们想起他来不再那样恐惧，等到他的老兵解甲归田，等到新的社会秩序建立，那时成功的机会是否多一些呢？

    ①戴克里先(Diocletien，二四五—三一三)，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推行全面改革，引起矛盾激化，最后被黜下台。

    唉！他轻举妄动，与世界作对：一开始，他大概认为不会看错自己影响力。

    二月二十五日与二十六日之间的夜里，博盖塞公主举行舞会。散场后，拿破仑就带着胜利——他长期的同谋与伙伴潜逃出来。他渡过了布满我们舰队的大海，遇到两艘三桅战舰，一艘配有七十四门大炮的战舰，还有一艘“微风号”双桅横帆战船。“微风号”驶上前去盘问他；他亲自回答了船长的问话。大海和波涛都向他致意，他顺利地继续自己的航程。他的小船“无常号”的上甲板就成了他的散步场所和书房。他在风中口授，让人在摇晃不定的桌子上抄录了三份致法兰西和军队的声明。有几条斜桅小帆船载着跟随他一起冒险的伙伴，簇拥在他的船周围，扯着缀着星星的白旗。三月一日，凌晨三点，小船驶入胡安湾抵达戛纳与昂蒂布之间的法国海岸。拿破仑下了船，在岸上行军，采了一些堇菜，在一个榄橄种植园里宿营。当地的老百姓吓坏了，纷纷躲避。他走错了路，没找到昂蒂布，就一头扎进格拉斯山区，穿过塞拉农、巴莱姆、迪涅和加普等地。在西斯特龙，本来有二十个人就可以把他拦住，可是他没见到任何人来拦阻。几个月以前，那些居民曾想干掉他，而现在，他却在他们中间畅行无阻。在他巨大的阴影周围形成了一片空白。即使有一些士兵走进这片空白，那也是不可抵挡地被他的鹰旗吸引来的。他的敌人被迷惑了，四处寻找，却见不到他。他藏在自己的荣光里，就像撒哈拉的狮子藏身在阳光照射的地区，以便躲开猎人的目光，因为阳光照得他们眼花缭乱。阿尔柯尔、马伦戈、奥斯特利茨、耶拿、弗里德兰、埃劳，莫斯科河、吕岑、包岑战役血淋淋的幽灵裹着炽热的龙卷风，跟在拿破仑后面，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百万战死的将士。每到一个城市门口，从这支烈火与烟云组成的纵队中，就传出几声喇叭，三色旗也招展几下，于是城门就放下来了。当年拿破仑率领四十万步兵，十万牲口渡过涅曼河，要去炸掉沙皇在莫斯科的宫殿，其行为也没有现在他中断流放，把镣铐朝各国君主脸上扔去，？独自从戛纳来到巴黎，安然睡在杜伊勒利宫叫人惊愕。

    正统王权的麻木——邦雅曼龚斯唐的文章——苏尔特元帅的训令——王家会议——法律专科学校给众议院的请愿书

    在拿破仑单枪匹马入侵的奇迹旁边，还得放上另一件奇迹，它是前一件造成的影响：正统王权虚弱不堪，终于倒台。国家心脏的麻木传到了四肢，使法兰西变得僵滞。在二十天时间里，波拿巴一站接一站赶路。他的“鹰”飞过了一座又一座钟楼。在近两千里的路程当中，政府这个支配一切，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的主宰，却来不及也想不出办法来炸断一座桥、砍倒一棵树，以阻延人民虽不反对，但也不会追随的那个人前进，哪怕阻延一个钟头也是好的呀。

    巴黎的公共舆论十分活跃，这一点，就使政府的麻木显得尤其可悲。内伊元帅都反叛过去了，政府却还事事容忍。邦雅曼？龚斯唐在报上写道：

    “在把所有的灾难都倾倒在我们的祖国以后，他离开了法兰西的土地。当时谁不认为，他这一去就不会再来了？可是忽然他又来了，并且还答应给法国人以自由、胜利与和平。作为法国最专制政体的始作俑者，他今天竟然谈论起自由来了！十四年间，正是他破坏了自由，摧毁了自由。他提到过去毫无歉意，过去执政的经历没有给他带来经验教训；他没有资格充当帝王。他奴役的是自己的同胞，他给与他平等的人套上锁链。他的权力并不是继承来的，他要的是，处心积虑策划的独裁专制。他能给人民什么自由？比起他的帝国时期，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了千百倍？他答应给人民胜利，可是他有三次把自己的军队扔在埃及、西班牙和俄罗斯不管，那些战友们不是冻死，饿死，就是绝望而死。他给法兰西招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