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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内阁征询我的意见。我推荐了卡季米尔？佩里埃先生、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和罗亚尔—柯拉尔先生。若是人家用了他们，事情可能就好办了。我不愿意当海军部长，让人把这个职位给了我的朋友伊德？纳维尔先生；同样我两次拒绝当国民教育部长；我不当主宰是绝不会再进内阁的。我去罗马在废墟中寻找另一个自我，因为在我身上有两个不同的人，他们之间从未有过联系。

    不过我还是襟怀坦白地承认，过分的怨恨并不能按照美德这个可敬的词汇和标准来说明我行事正确，但是我的一生表明我这样做自有其理由。

    作为纳瓦尔团的军官，我从美国林莽回国之后，就投到逃亡的正统派麾下，在正统派的队伍里战斗，反对我自己的理智。这一切并非出自信念，而仅仅是出自战士的责任。我在异国的土地上待了八年，受尽苦难。

    这份巨大的义务尽了以后，我于一八○○年回到法国。波拿巴要与我结交，给我安排了职位；当甘公爵死后，我又重新致力于回忆波旁家族。我在的里雅斯特贵妇墓前的讲话惹怒了分发帝国的主宰；他威胁要让人在杜伊勒利宫的台阶上把我劈死。路易十八本人承认，《论波拿巴和波旁家族》那本小册子给他出的力，相当于十万人马。

    凭着我当时的名望，反对立宪的法国理解了正统王权的制度。在百日王朝期间，君主政体在再次流亡中，看到我与它在一起。最后，通过西班牙战争，我为灭除阴谋活动，把各种舆论都集合在同一种主张下面，并使我们的大炮恢复了它的射程。至于我接下来的打算，大家都清楚：扩伸我们的边界，在新大陆给圣路易家族戴上几顶新王冠。

    这种长期坚守同一种感情的做法也许应该得到几分尊敬。我对别人的冒犯十分敏感，不可能把我能够得到的东西搁在一边，不可能完全忘记我是宗教的复兴者，《基督教真谛》的作者。

    想到一场平常的争吵害得国家错过了变得强大的机会，我就势必更加气愤。因为这种机会再也找不到了。要是人家对我说：“您的方案，我们会照着办的；您着手办的事情，您就是不在场，我们也会接着做下去的。”我会为法国忘却一切。不幸的是我认为人家并没有采纳我的主意；这一点，有事件为证。

    我或许见识有谬，但我深信德？维莱尔伯爵并不了解他所领导的社会。我认为这位能干大臣的可靠品质不合他的内阁的时辰：他在复辟时期来得太早。财务活动，贸易协会，工业运动，运河、汽船、铁路、公路，一个只渴望和平、只梦想生活舒适，只希望未来永远像今日一样美好的物质社会，若是只和这类事物打交道，德？维莱尔先生可以做国王。德？维莱尔先生需要的时代不能属于他，而他不需要的却偏偏叫他赶上了。在复辟王朝，中心人物的能力十分活跃，所有党派都渴望现实或者异想天开。所有人，不论是前进还是后退，都碰在一起，发出大声喧嚷。谁都不愿留在原地。在任何情绪冲动的人看来，立宪正统派显然并未战胜共和派或者君主派。人们感到脚下大地在颤动，军队和革命正在走来以响应特殊命运的召唤。德？维莱尔先生对这种运动是有经验的；他看到翅翼生长，看到翅翼推举着民族，将把民族还原其元素、空气及空间，尽管民族巨大，却很轻飘。德？维莱尔先生想把这个民族留在地上，系在下层。可是他没有力气。而我呢，则希望法国人忙于光荣的事业，想把他们系在上层，试图通过一些梦想来把他们引到现实：他们喜欢梦想。

    若是我更谦卑、更低下，更甘忍，情况也许要好一些。可是我很容易犯错误，根本没有福音书宣称的那种完美：要是人家打我一个耳光，我决不会伸出另一边脸①。

    ①《马太福音》第三十九章有一边脸挨了耳光后伸出另一边脸的话。

    我要是看到结果，肯定会克制自己；赞成不予合作的多数要是预先知道投票后果，也许就不会投。除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谁都不希望发生灾祸。开头其实只是一场sao乱，是正统王权将它激化成了革命。到了关键时刻，可以拯救正统王权的，是智慧、谨慎和决断，可它偏偏缺少了这些。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被打倒的君主政体，以后还有许多君主政体会被打倒：我该给它的只是我的忠诚；它永远会得到我的忠诚。

    君主政体最初的苦难我经受了，它最后的不幸我也经受了：灾祸将永远把我当作它的第二目标。职位，俸禄，荣誉，我把一切都打发走了，甚至，为了万事不求人，我把棺材都押了出去②。裁判们呵，不管你们是严厉的毫不留情的，还是德高勋劭沉稳可靠的保王党人，虽然你们把宣誓与发财结合在一起，就像把盐撒在盛宴用的rou上以便保存，对我苦涩的过去，还是多少来一点宽容吧。今天我要以不同于你们的方式来补偿过去。你们相不相信，晚上，干苦力的人休息的时候，他并不觉得生活的担子有多么重，虽说这副重担将又扔回他的肩膀？不过，我本可以不挑这副重担，一八三○年八月一日到六日，我曾去菲力普宫里晋见；这一段时间到时候我会叙述的。当时他对我说了一些慷慨话，听不听全由我定。

    ②指出卖《回忆录》的文稿。——作者注

    后来，我虽然可以后悔干得不错，却仍不可能改变我的良心最初的冲动。邦雅曼？龚斯唐在当时是那样有权势，他于九月二十日写信给我说：“我写信给您，更愿意谈您而不是谈我自己，因为您的事情比我的更加重要。我希望能跟您谈谈，您离开法国民众，让全法国蒙受了多大的损失，因为您过去对它施加了那么高贵那么有益的影响！但是如此议论个人问题也许有失谨慎，因此我虽然和全体法国人一样叹息，却还是应该尊重您的顾虑。”

    我的义务似乎还没有尽完，我保护孤儿寡母，我受过审判，坐过牢。波拿巴就是在最气恼的时候，也没有让我受这份罪。当甘公爵死后，我提出辞职，从那时到我为被放逐的孩子呐感为止，我一直在出头露面，我以一个被枪决的亲王和一个被放逐的王子为依靠；我衰老的手臂挽着他们虚弱的手臂，他们给我以支持：保王党人啊，你们也曾由这样的人陪护过吗？

    不过，我愈是用忠诚和荣誉的绳索捆住生活，就愈是用行动自由来换取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