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第6/12页)

内阁在选举中营私舞弊，动用暴力，事情十分明显。

    我谈到(一八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财金法案时，对其中第十一条持反对意见：那一条涉及国家森林，有人打算把它拨给偿还公债基金会，然后出卖十五万公顷。国家森林由三类产业所组成：一是王室从前的领地，二是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封地，三是剩下的教产。即使是今日，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觉得自己的话有一股忧伤的意味；它和我的回忆录有几分相似：

    “对于在兵荒马乱中行政的人，我们就不要以此难为他们了，在公众那儿产生信用的，并不是物质抵押，而是一个民族的道德。新的业主能够利用新产业的权利吗？人家为了剥夺他们的权利，将向他们列举从昔日产业占有者手里夺来的九个世纪的继承权。你们得到的不会是那些祖传的恒产(在那些田产上，一个家族甚至比橡树的种族存续得更久)，而是一些动产(那上面的芦苇刚刚由生到死就换了主人)。家园不再是家庭习俗的保护者；它们失去了可敬的权威；任何来者都可以从你的产业上经过；那些小路不再因为祖父的椅子和孙儿的摇篮而变得永恒。

    “法国的贵族院议员呵，我在此是为你们的而不是我的事业辩护：我是为你们子孙的利益跟你们说话，至于我本人，没有任何东西要与后人交待清楚；我无儿无女，父辈传下的田产也丢了，就是自己种的几棵树，不久也将属于别人。”

    皮埃先生家的聚会

    由于观点相似，当时两院的少数派结下了一种同志情谊。法国得知代议制政府：由于我愚蠢地按字面理解这种体制，并且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偏好它到了痴迷的地步，因此对于采纳它的人，我是坚决支持，根本没有考虑，如果他们反对，是否更有人道的理由，而不像我对宪章的感觉，是纯粹的喜爱；我并不是傻瓜，但是我酷爱意中人，只要能把她抱在怀里带走，我甘愿上刀山下火海。一八一六年，就是在这种选择政体的冲动中，我结识了德？维莱尔先生。他比我沉着，压住了自己的热情；他也表示要争取自由，但是把它当做合乎规矩的基础；他有条不紊地挖好壕沟：而我呢，老想翻墙爬壁，攻下要塞，结果总是被推下壕沟。

    第一次遇到德？维莱尔先生是在德？莱维公爵夫人府上。他成了众议院保王派反对党的首领。我则是贵族院的反对党首领。他与同僚德？科比埃尔先生是朋友。两人再也没有分开过，所以有人称他们为维莱尔与科比埃尔，正如人们称俄瑞斯忒斯与皮拉德，厄里亚尔与尼索斯一样。

    为了一些明天即被人们忘记名字的人物而来叙述一些枯燥乏味的琐事，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虚荣。一些隐晦的无聊的，有人认为很有意思，其实谁也不感兴趣的sao动，一些过时的，并未引起什么重大事件的花招应该留给那些快乐的幸运儿去写，他们自以为现在是，或者曾经是人们关注的目标。

    然而，有些自傲的时刻，我与德？维莱尔先生发生过争论。在我看来，这些争论像是苏拉与马里乌斯，恺撒与庞培之间的争执。我们与反对派的其他成员经常去泰莱兹街，在皮埃先生家过一晚上，讨论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到达时模样难看，在沙龙里围坐成一圈。沙龙里只点着一盏嘶嘶吐着大舌的油灯。在这有关法律的朦胧之中，我们讨论提出的法律，议论该提出什么动议，该把哪位同志推荐到秘书处、财务处或者各个委员会。反对宗教信仰的人描绘的那些最虔诚的信徒，他们的会议，与我们的聚会确有相似之处：我们散播最坏的消息，声称事情将变得面目全非，罗马将受到军队的sao扰，我们的军队将吃败仗。

    德？维莱尔先生听着，做概括，却不下结论：这是个能干的办事助手。他从前是个谨慎的海军军官，在风暴期间从不出海，只要能够机敏地驶进一个熟悉的港口，他是不会去发现新大陆的。在讨论发卖教士的财产时，我常常注意到，我们中间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往往是最热烈捍卫立宪学说的人。宗教是自由的源泉：在罗马，朱庇特的教士只戴一只空心指环，因为实心指环带有锁链的意味；在衣服上和头上，朱庇特的大祭司不容许打任何结。

    散会后，德？维莱尔先生由德？科比埃尔先生陪伴回府。在这些会上，我研究过许多个人，学会许多事情，照管过许多方面的利益：我一直清楚的财政，以及军队、司法、行政方面的基本知识我都掌握了。我从这些会议出来，多少像一个政治家了，也多少相信了这些学识的贫乏。漫漫长夜，我在似睡似醒之间，瞥见这些秃顶人的不同态度，瞥见这些不大整洁，与来客不甚协调的客厅里宾客的种种表情：这当然是可敬可佩的；但我还是更喜欢儿时把我唤醒的燕子和梦中的缪斯：我看到照着一只天鹅，把那些白鸟影子投射在一道金波上的朝阳，和在叙利亚像凤凰窝似的挂在一株棕榈树枝头的旭日，更觉得愉悦。

    《保守者》

    我感到，在一个封闭的议院，在一个对我不大友好的会议，我的论战即使取得胜利也是枉然，我还需要另一种武器。可是，如果要办日报性质的报纸，又得经受新闻检查，我只能通过创办一种不定期的、半日报性质的报纸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并借助它来抨击内阁各部的体制，回击艾蒂安先生在《密涅瓦》杂志上发表的极左见解。一八一八年夏天，我住在诺阿齐埃德？莱维公爵夫人家里，出版我著作的书商勒诺尔曼来看我。我把内心的想法告诉他。他立即来了兴趣，自愿冒一切风险，并承担一切费用。我把这些告诉了好友德？博纳尔和德？拉默内两位先生，要求他们入伙：他们同意，不久，报纸就面世了，取名叫《保守者》。

    这家报纸引发的革命是前所未闻的：在法国它改变了议院的多数派；在国外它改变了各国内阁的思想。

    在各国民众和君主看来，保王党人曾经跌人虚无之中，因此，他们得到走出虚无的好处，实在应该感谢我。我让法国最高贵的家庭都拿笔写文章。我把蒙莫朗西和莱维家的人打扮成记者；我召集了全部人马；我把封建主义调来援助新闻自由。我把保王党最引人注目的人，如德？维莱尔、德？科比埃尔、德？维特罗尔、德？卡斯泰尔巴雅克等先生召集在一起。每当我把一位红衣主教的红袍摊在《保守者》上，充作封面，并欣悦地读到一篇清清楚楚地署着“吕泽纳红衣主教”①大名的文章时，就情不自禁地感谢天主。可是，在把我的骑士们领上立宪的十字军东征之路，在他们解放了自由，夺取了权力，当上埃代斯亲王、安条克亲王和大马士革亲王①之后，他们就和娇妻美眷守在新获的封地，让我一人在耶路撒冷城下苦苦地等待。而异教徒又把圣墓夺了回去。

    ①吕泽纳(Luzerne，生卒年月不详)，法国旧制度时的省长，不赞同罗马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