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第14/19页)

面。布鲁尼斯亲切友好、心不在焉地向我们点点头，擦着那双棕色的、有结节的手，露出一丝嘲讽的神情，仿佛他要转向那个题目，讲述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讲述一个罐头盒的命运，讲述一个女孩嘴里的麦芽止咳糖块。可是，讲话的是那个身着便眼的先生。他称这次在会议室里的碰头是一次必不可少的对质。他慢条斯理地向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提出那些耳熟能详的问题，内容涉及到采比翁和从药瓶里取出采比翁药片。布鲁尼斯遗憾地摇头否认这些问题。先是七年级学生接受询问，然后是我们。既有提供罪责的材料，也有去除罪责的材料。我们的回答结结巴巴，矛盾百出：“不，我没有看到这件事，只是听人说。我们总认为是这样。只是因为他喜欢吃糖，所以我们这样假定。他当着我的面没有拿。可是肯定他…”

    我不相信自己是最后说这番话的人。这些话说的是：“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肯定尝过三次至多四次采比翁药片。可是，这种小小的欢乐是我们给他的。我们知道他喜欢吃甜食，一直就喜欢。”

    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我发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是多么愚蠢，多么无奈，忽而左、忽而右地翻遍他的上衣口袋啊！这时，他激动不已地润了润嘴唇。身着便服的那位先生既不翻口袋也不添嘴唇。他先是在高高的窗户边同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讲话，然后又招手让图拉走到窗前。她穿一条黑色百褶裙。要是布鲁尼斯带着他的烟斗就好了，可他却把烟斗放在大衣里了。那位身穿便服的官员流里流气地对着图拉低声耳语。我心急如焚，好像鞋底在柔软的地毯上燃烧起来了似的。参议教师片刻不停的双手和他的舌头孜孜不倦地动着。现在，身穿黑色百褶裙的图拉正挪动脚步。在她停下步来之前，衣料在悉索作响。她用双手抱着一个棕色药瓶，里面放着半瓶采比翁药片。她把瓶子从架子上抱起来，没有人阻拦她。她穿着百褶裙，眯缝着双眼，把眼睛眯得更小，绕着又长又空的绿色会议桌一步一步地走着。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的背影，布鲁尼斯看着她走来。她在离参议教师一臂远的地方停下步来，把玻璃瓶搁在胸前，只用左手抱着，用右手把瓶盖揭开。布鲁尼斯在衣服上把双手揩干。她把瓶盖放到一边，放在会议桌的绿色毡毯上。一道太阳光射到瓶盖上面。参议教师的舌头不再转动，但是却一直伸在外面。她用一只手再一次抱起玻璃瓶，而且把它举得更高，穿着她的百褶裙，踮起脚尖走路。图拉说：“情吧，参议教师。”

    布鲁尼斯并未反抗。他没有把双手藏在上衣口袋里。他并未把头扭过去，没有把那满口棕色齿根的嘴巴转过去。没有人听见说：“别胡闹！”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匆匆忙忙地抓了一把药片。当三根手指从玻璃瓶里缩回来时，手指间夹起了六七片采比翁药片。有两片掉进瓶里，有一片掉到浅褐色的天鹅绒地毯上，滚到会议桌下；他把手指之间还能夹住的药片塞进嘴里。不过，这时他为掉到桌子下消失不见的采比翁药片感到惋惜。他跪下身去。他在我们、校长、身着便服的官员和图拉面前跪下双腿，用摸索着的双手在桌旁和桌下寻找。如果他们——校长和身着便衣的官员没有来的话，很可能他已经找到了那片药，把它送到了他那嗜好甜食的嘴里。他们从左右两边挽住他的胳膊，扶他站起身来。一位七年级中学生把上了润滑油的门打开。“现在，我不得不认真地请求您，同事先生！”克洛泽高级参议教师说。图拉弯下身子，去找会议桌下那片药。

    几天以后，我们再一次受到盘问。我们一个接一个，依次进入会议室。采比翁药片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七年级学生记下了参议教师的格言，这些格言涣散人心，有不良影响。大家异口同声说道：他是共济会会员。那时没有人知道共济会会员是什么玩意儿。我克制住自己。我那个木工师傅父亲劝我这样做。也许我不该讲参议教师那个老是空着的旗座，可他是我的邻居啊！谁都看见，在所有的人都挂旗时他不挂旗。我说：“譬如在元首生日那天，大家都挂旗，尽管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有一面旗，但他从来就不挂。”这时，身穿便服的官员已得到了情报，正在不耐烦地频频点头。

    燕妮的养父被拘留待审。听说，他们没过几天又把他放回了家，以便在这以后最终把他带走。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每天每日都到出租房住宅来，看望留在家里的燕妮。他对我父亲说：“现在他们把这位老爷子带到施图特霍夫去了。但愿他能挺得过去！”

    波克里弗克一家子和利贝瑙一家子——

    你们一家和我们一家，因为你哥哥亚历山大去世已经一周年，所以大家都取下了黑纱。这时，燕妮让人把她的衣服染成了黑色。一位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女工作人员每个星期来一次，探视斜对面那个房子。燕妮身穿黑色丧服接待她。开始时，听说燕妮到了一家福利救济院；参议教师的住所要腾出来。可是身穿黑色丧服的燕妮找到了说情的人。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写了好多信；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写了一道呈文；市立剧院的经理拜访了纳粹省党部负责人；拉娜-博克一费多洛娃夫人有关系。因此便出现了这种情况：燕妮继续上学，继续参加芭蕾舞训练，继续参加排练，不过总是穿着黑色丧服。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她头上戴着黑色软帽，身上穿着肥大的黑色大衣，脚上穿着黑色棉袜，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在大街上露出一张哭红的脸。这张脸有点苍白——很可能是由于穿了黑色丧服的缘故——上半身纹丝不动，脚上的鞋按照芭蕾舞动作的要求呈外八字。她背着书包——这个书包为棕色，用人造革制成——去上学。她背着原来是葱绿色、排红色和天蓝色而现在已经染成黑色的练功用品包，去奥利瓦或者剧院。她到得准时，在埃尔森大街上留下的是顺从的而不是倔强的外人字。

    尽管如此，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给燕妮-布鲁尼斯讲，身上每天每日穿着黑色就是不顺从的颜色。在那些年代，只有那些有书面证明并加盖公章的人才允许穿丧服。这些人可以哀悼阵亡的儿子和去世的祖母；可是但泽-诺伊加尔滕警局刑事警察科的简短通知却说：由于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反对国民福利的不光彩行为和罪行，不得不将他监禁起来。这个通知不能视为经济部的文件，因为只有在那里，在服装卡发放处，才有服丧时的丧服配给证。

    “她到底在干什么呀？他还活着啊。可是，人们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这样做对他肯定没有丝毫帮助，而是恰恰相反。要是有人给她讲，这样做其实无济于事，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