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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部 (第5/6页)

家定义的“新写实文学”看来看去就是渐成气候的世俗小说景观。

    像河南刘震云的小说,散写官场,却大异于清末的《官场现形记》,沙漏一般的小世小俗娓娓道来,机关妙递,只是早期《塔铺》里的草莽元气失了,有点少年老成。

    湖南何立伟是最早在小说中有诗的自觉的。山西李锐、北京刘恒则是北方世俗的悲情诗人。

    南京叶兆言早在《悬挂的绿苹果》时就弓马娴熟。江苏范小青等一派人马,隐显出传统中小说一直是江南人做得有滋有味,直至上海的须兰,都是笔下世俗渐渐滋润,浓妆淡抹开始相宜。又直要到北京王朔,火爆得沾邪气。

    王朔有一点与众不同,不同在他居然挑战。我前面说过,世俗小说从来没有挑战姿态,不写文学史为自己立言,向世俗文学挑战的一直是新文学,而且追到家门口,从旁看来,有一股“阶级斗争”腔。

    有朋友说给我,王朔曾放狂话:将来写的,搞好了是《飘》,一不留神就是《红楼梦》。我看这是实话,《飘》是什么?就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世俗小说。《红楼梦》我前面说过了,不知道王朔有无诗才,有的话,不妨等着看。

    王朔有一篇《动物凶猛》,我看是中国文学中第一篇纯粹的青春小说。青春小说和电影是一个很强的类,我曾巴望过“第五代导演”开始拍“青春片”因为他们有机会看到世界各国的影片,等了许久,只有一部《我的同学们》算是张望了一下。看来“第五代”真地是缺青春,八十年代初有过一个口号叫“讨回青春”青春怎么能讨回呢?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一把年纪时讨回青春,开始撒娇,不成妖精了?

    上海王安忆的《小鲍庄》,带寻根腔,那个时期不沾寻根腔也难。到《小城之恋》,是有了平实之眼的由青春涌动到花开花落,《米尼》则是流动张致的“恶之华”

    王安忆后来的《逐鹿中街》是世俗的洋葱头,一层层剥,剥到后来,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正在恨处妙处。王安忆的天资实在好,而且她是一个少有的由初创到成熟有迹可寻的作家。

    南京苏童在《妻妾成群》之前,是诗大于文,以《狂奔》结尾的那条白色孝带为我最欣赏的意象。这正是在我看来“先锋小说”多数在走的道路,努力摆脱欧洲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余韵,接近二十世纪爱略特以后的距离意识。

    当然这样粗描道不尽微意,比如若以不能大于浪漫的状态写浪漫,是浪漫不起来的,又比如醋是要正经粮食来做,不可让坏了的酒酸成醋。总之若市上随手可买到世界各类“精华糟粕”只做闲书读,则许多论辩自然就羞于“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苏童以后的小说,像《妇女生活》、《红粉》、《米》等等,则转向世俗,有了以前的底子,质地绵密通透,光感适宜,再走下去难免成精入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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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小说,最怵“腔”古人说“文章争一起”这“一起”若是个“腔”不争也罢。

    你们要是问我的东西有没有“腔”有的,我对“腔”又这么敏感,真是难做小说了。

    一个写家的“风格”仿家一拥而仿,将之化解为“腔”拉倒。

    我好读闲书和闲读书,可现在有不少“闲书腔”和“闲读腔”搞得人闲也不是,不闲也不是,只好空坐抽烟。

    又比如小说变得不太像小说,是当今不少作家的一种自觉,只是很快就出来了“不像小说”腔。

    木心先生有妙语:先是有文艺,后来有了文艺腔,后来文艺没有了,只剩下腔,再后来腔也没有了文艺是早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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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的是,对台湾香港的小说我不熟悉,因此我在这里讲中国小说的资格是很可怀疑的。

    在美国一本中文小说总要卖到十美金以上,有一次我在一家中文书店看到李昂的《迷园》,二十几美金,李昂我认识的,并且帮助过我,于是拿她的书在手上读。背后的老板娘不久即对别人说,大陆来的人最讨厌,买嘛买不起,都是站着看,而且特别爱看“那种”的。

    这老板娘真算得明眼人,而且说得一点儿不差。店里只有三个人,我只好放下《迷园》,真是服气这世俗的透辟。这老板娘一身上下剪裁合适,气色灵动,只是眼线描得稍重了。

    不过我手上倒有几本朋友送的书,像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等的小说,看过朱天文七九年的《淡江记》并一直到后来的《世纪末的华丽》,大惊,没有话说,只好想我七九年在云南读些什么鬼东西。

    我自与外界接触,常常要比较年月日,总免不了触目惊心,以至现在有些麻木了。依我的感觉,大体上台湾香港的文学自觉,在时间上早于内地不只五年。你们若问我这是怎么个比较法,又不是科学技术体育比赛,我不知道,不过倒想问问内地近年怎么会评出来一级作家二级作家,而且还印在名片上到处递人,连古人都不如了。

    我向来烦“中学生作文选”记得高一时老师问全班若写一座楼当如何下笔,两三个人之后叫起我来,我说从楼顶写吧。不料老师闻言大怒,说其他同学都从一楼开始写,先打好基础,是正确的写法,你从楼顶开始,岂不是空中楼阁!

    我那时还不懂得领异标新,只是觉得无可无不可。后来在香港看一座楼从顶建起,很高兴地瞧了一个钟头。

    平心而论,七九年时内地的大部分小说,还是中学生作文选的范文,我因为对这类范文的味道熟到不必用力闻,所以敢出此言。而且当时从域外重新传进来的例如“意识流”等等,也都迅速中学生文艺腔化,倒使我不敢小看这支文学队伍的改造能力。

    另外,若七九年的起点就很高,何至于之后评家认为中国文学在观念上一年数翻,而现在是数年一翻呢?

    电影亦是如此,八三年侯孝贤拍了《风柜来的人》,十年后内地才有宁嬴的《找乐》的对世俗状态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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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说到世俗,则我这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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