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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猪猡纪 (第4/4页)
足怪,只要他们在大方向上不太迷失,就不必苛求。古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今下一歪解,该说"不贤者识其大者",惟有对不贤者能识其大、其他他们的小把戏,也就不足道了。 这篇文献,显示了我的基本心境,其实既清醒又苍凉。这些现实的政治人士,他们找我,多是有求于我的时候。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讲过一句话:"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这种人都是夜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内急了,要小便了,赶紧拿了去小便,小便完了,见不得人了,赶快藏在床底下。 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其实支持他们活动,对我也是一种发泄,有内急时把尿尿出之快,施尿对象且是国民党龟儿子之类,其快何如!有一次我在阳明山公墓看死人,内急了,看到钱思亮的坟,就小便上去——钱思亮当年馅媚胡秋原,以伪证信陷害我、以禁教书逼殷海光,如此软骨台大校长,死后得以尿诛,实乃尿道所在,天道在焉。 我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狼,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我,就是我在文章中的大量证据与丰富资料,我博闻强记,并精通各种反面教材,例如我精通蒋介石的所有狗屁文字,这一点就令人咋舌,尤其令敌人咋舌。我在演说时常打趣说:"我刚坐牢时,特务们说你李敖太坏了,什么书都不准你看。我闷得发慌,就向他们说:《三民主义》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三民主义》总可以给他看。我有了《三民主义》,又向他们说:《国父全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国父全集》也可以给他看。我有了《国父全集》,又向他们说:《蒋总统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蒋总统集》当然更可以给他看了,因此我有了一大堆狗屁书,就坐在马桶上以臭对臭,看起来了。我想全世界的人谁都没全部看过《蒋总统集》,包括蒋总统自己,因为其中许多狗屁文字是别人替他捉刀的。可是我李敖却全部看过,这下子可不得了,我成了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了,最妙的,我在这些大量的狗屁文字里掏到不少妙论,诸如中华民国亡国论、反攻无望论、赞成西藏独立论等…都曾出自蒋介石的谈话,这些谈话本是机密的,可是后来秦孝仪等文学侍从之臣,认为领袖的言论还有什么问题,因此照单全收,糊里糊涂编印出来,最后被我看到了,大大xiele国民党的底,这是何等痛快!" 以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亡国论"为例:在一九五0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中,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 看到了吧!照蒋介石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中华民国总统"的"总裁言论"也! 再以蒋介石的"反攻无望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在《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中,就有这么一段: 如果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照蒋介石的说法,如果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回不去,以后也永远回不去了。假若如此,我们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是否也应查禁《蒋总统集》,以阻止"反攻无望论"的流传?换言之,假使不查禁《蒋总统集》,我们就应予《自由中国》平反,昭雪雷震。因为雷震当初就是以"反攻无望论"入罪坐牢的。 再以蒋介石的"赞成西藏独立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告西藏同胞书》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请问,这怎么解释?不是公闻表示你允许"藏独"吗?换言之,一旦你回大陆以后允许"藏独",是否你回大陆以后也允许"台独"呢?假若如此,那台湾要想"台独",只有先帮国民党反攻大陆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证明,何必搞内幕呢?我们只要精通公开的资料,再赋予新的解释,就非常有趣了。 我这种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的恶作剧,可真苦了为国民党搞宣传的那些大员们。最灰头土脸的是秦孝仪,秦孝仪以外,其他国民党文宣大员也闻之胆寒。有一次在李涛"二一00全民开讲"节目上,碰到国民党文工会头目廖风德,他私下告诉我:"你李先生提出蒋总统中华民国亡国论以后,我们中央党部文工会急了,赶忙去查,看你是不是造谣,结果在总裁一九五0年三月十三日的秘密谈话中,果然找到了那段话,我们又气你又佩服你!"我听了,哈哈大笑。此蒋介石关李敖之功也!结果关出个蒋介石专家来,把他搅得七荤八素,真是活该啊!看你还敢关老子! 从一九八二年我四十六岁到一九九二年我五十六岁十年间,我展开了颠覆国民党的"笔伐"大业。这一大业,我做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连续十年之久,做这样博学而艰苦的斗争。这一斗争,还有两个旁支,一个是我为人辨冤白谤,从英雄张学良到名将孙立人、从死囚张国杰到老兵李师科…乃至奇冤异惨的种种大小案件、翻案史实,我都介入其中,奋笔为文,大量出书,不遗余力;另一个是我不但带头批评国民党,也在党外人士不争气的时候批评党外,我写过《党外与浑蛋》、《我们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等文字,并且对"台湾人的政治规格",多所着墨。最后这批人当道了、当家做主了,就轮流执政的意义来说,我已功德圆满,虽然我不免发生错误。例如我当年骂他们是浑蛋,现在我承认我骂错了,实际上,公道他说,他们实在不是浑蛋——他们是大浑蛋! 不论是支持王八蛋也好、谴责大混蛋也罢,我的"阶段性使命"业已达成,这些杂碎之人之事,对我都是泡沫,我懒得再多写了——"猪事不宜",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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