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文化巨人唐君毅1909 (第3/5页)

合，以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

    界。”也就是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以宏扬和创新中国文化为最高理想。正因

    为此，新亚同学都视学院的主要创始人钱穆为“圣人”（孔子），唐君毅为“亚圣”

    （孟轲）。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西方文化居统治地位的香港，

    唐君毅更有切肤之感。但他不为物扰，不为威屈，凭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执著态度，动心忍性，以传教士般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全力维护、宏扬中国

    文化。多年来，他履艰忘危，居约事大，宠辱两忘，专志于新亚之建设与发展。19

    63年9月，为满足香港华人社会之需要，经香港政府批准，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和教

    会办的崇基书院联合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经过唐君毅的据理力争，新成立的中文大

    学实行联合制，使各成员学院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新亚独特的教学风格和

    教育精神也得以保持。唐君毅被聘为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

    席，还被选任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1967年又受聘为新亚研究所所长。然而，中大

    成立后不久，其措施即与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贯精神渐生抵触，相去日远，致

    使新亚又陷入新的艰危困顿之中。为了维护新亚传统，保持新亚行政和教学的独立

    性，唐君毅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致与中大当局屡生龃龉，矛盾日深。其间，钱穆

    因不满于中大当局的百般刁难而愤然离港去台。张丕介亦因新亚理想受挫而忧伤成

    疾，不久即去世。当时，另一位新儒家重要人物徐复观曾著文说，新亚是凭着钱穆

    的名望，唐君毅的理想和张丕介之顽强精神来支撑的，而如今一去一逝，遂使唐君

    毅陷入孤立无援，独撑危局的苦境。1973年，中大当局一意孤行，宣布废弃联合制

    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权制，完全违背新亚书院加入时的初衷。为此，新亚研究所在19

    75年正式宣布脱离中文大学而独立，唐君毅继续担任所长，决心“将新亚精神带出

    中大”1976年12月，因反对中大改制彻底失败，新亚书院董事会钱穆、唐君毅等

    9人联合发表辞职声明，宣布退出董事会，唐君毅还在刊物上撰文斥责香港政府“背

    信食言”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艰难、紧张的办学同时，唐君毅也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

    机会。他曾多次参加各种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57年出席在夏威夷举行的第

    三次“东西哲学家会议”此后又在1964年出席了第四次“东西哲学家会议”并

    受聘在夏威夷大学专讲“新儒学”数周；1965年出席了在南韩汉城高丽大学举行的

    “亚洲近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1967年出席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明代

    思想国际学术会议”；1969年，被聘为东西哲学家协会国际委员会委员，协助筹办

    并出席了夏威夷第五次“东西哲学家会议”；1970年出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意大利

    举办的“中国十七世纪思想会议”等等。所有这些东奔西走，劳攘奔波，皆源于其

    心中蕴藏的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以及亟欲将之传播于世界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

    唐君毅尽管处境艰迫，却能外抗尘俗，专志宏道、育人，内而奋发励学，笔耕

    甚勤。他本“新儒家”一脉，沿“返本开新”之途，予儒家思想继续发扬光大。他

    认为，先前诸师友如蒙文通、梁漱溟、熊十力、方东美、钱穆、牟宗三等人对中国

    文化问题的论著皆大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复兴与民族精神的自觉。但遗憾的是，几乎

    都没有或甚少从分析中国哲学的智慧入手来阐释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有鉴于

    此，他在1953年出版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从中西文化思想比较的角度

    入手，力求以清晰、明了的哲学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生意趣、文艺境界、

    人格精神和宗教智慧等通常须以直觉了悟之内在意蕴一一加以疏解，以凸显中国文

    化的本来面目，彰扬中国文化之独特精神，并阐述中国文化精神对西方文化精神可

    全部摄取之理由，以展开中国未来的人文世界。1955年，他又出版了《人文精神之

    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开新》）。他基于“中国人文精神之返本，足

    为开新之根据，且可有所贡献于西方世界”这样一种信念，力图从观念上疏导、融

    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所感受之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并围绕着他极为着重的为学为人

    之中心信念：“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

    界中的中国人”而展开了人生理想、人格范型与人文精神之广泛讨论。

    1957年，他应美国务院邀请，赴美访问、考察，其间与居美的另一位新儒学重

    要人物张君劢多次晤谈，都觉得欧美学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式及其观点多有偏狭

    与不当之处。遂拟联名发表一文化宣言以对治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种种偏见。大

    意既定，即由张君劢致函当时在台湾的牟宗三、徐复观二位先生，征得同意，并先

    由唐君毅起草初稿，再寄给其他人过目。徐复观在后来谈到《宣言》的形成过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