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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第6/8页)
先生: 虽说长久以来我就期待您的消息,可我还是为此深感不安。在这种微妙的局势里,促使您作出决定的理由,我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是,除了在这个国家,人们对您的普遍敬佩又增加了新的理由以外,人们在长久担心的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得到证实之后,也更觉得惋惜。国王本人与王室成员都深感遗憾。这种感情,我只等您返回任所时才向您正式表示。 我恳求您保留对我的回忆和好意,并且接受我再次表示的不可侵犯的忠诚和崇高敬意。 伯恩斯托弗 一八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于柏林” 我赶快向安齐隆先生表示友情和遗憾。他那封十分精彩的回信(撇开对我的赞扬)值得转述如下: 先生,大名鼎鼎的朋友,您真的要离开我们,无可挽回了么?虽说这悲伤离别我早有预见,还是被它搞得十分难受,就像未曾料到似的。其实我们有资格把您留下,有资格拥有您,因为我们至少有一点小小的长处,就是感受,承认和钦佩您胜过别人的地方。要是对您说,皇上,各位亲王,朝野上下都舍不得您走,那是赞扬他们,而不是赞扬您;要是告诉您,我为这份依依不舍的感情感到欣慰,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我与他们一样舍不得您走,这又远不是实话,而且也让您领会不到我的感受。请允许我认为,您十分了解我,完全可以看出我的心。即使这颗心指责您,我的头脑也不但完全宽恕您,而且还要对您高尚的举动,对您奉行的原则表示敬意。您本来就该给法国来一个深刻的教训,作一个光辉的榜样,现在,您在拒绝给一个缺乏自知之明,或者没有必要的精神勇气退出政坛的内阁效力时,还清了这两笔夙债。在一个代议制的君主国,部长们和把部长摆在最重要位置加以使用的人应该组成一个清一色的内阁;这个内阁的各个部分应该紧密团结。在那里不像其他内阁那样,朋友要分开;在那里朋友相互支持,共同进退同上同下,甚至一同垮台。您已经身体力行,与维莱尔和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同进同退,向法国表明了这个准则的切实可行。同时您也让法国明白,事关原则之时,就不要考虑个人的升官发财。即使您的原则不具有理性、良知和历代的经验,但只要有您这样的人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所做的牺牲,就足以使人作出对这些原则有利的,在懂得尊严的人看来是有力的推断。 我焦急地等待下次选举的结果,以便为法国占星算卜。下次选举将决定法国的未来。 再见,大名鼎鼎的朋友;希望不时地从您所居的高处,洒下几滴甘露,以滋润一颗始终爱您敬佩您的心。这颗心只要还在跳动,就不会中断对您的感情。 安齐隆 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于柏林 我不再为自己和朋友的命运cao心,只是关心法国的利益,便把下面这份照会交给御弟大人: 照会 倘若皇上垂询,我为了他的办事机构的利益,以及法国的安宁,将提出以下条陈。 任命卢阿耶—柯拉尔①先生,将使选举院偏左的中间派满意;不过我认为如果在贵族院或者众议院选一个持中间观点的有功之人入阁,和平会更有保障。 ①卢阿耶—柯拉尔(Royer-Collard,一七六三—一八四五),法国政治家,空论家。 再从独立的右派众议员中选一个入阁; 按这种思想来分配各部实职。 至于要办的事: 在合适的时候推出一部有关新闻自由的完整法律。撤销追究意图和随意审查这两条。准备一部市镇法;完善七年任期法,把有被选资格的年龄定在三十岁。一言以蔽之,手持宪章前进,勇敢捍卫宗教,既要反对亵渎宗教的行为,又要防止宗教狂热对宗教本身带来危害。 至于外事工作,国王的部长们应该以三件事为目标:法兰西的荣誉、独立与利益。 新法兰西现在是百分之百的保王国家,但它也可以变成百分之百的革命国家:只要依法行政,我以头颅担保,可享几百年的太平;要是违法或者乱法,我就只能担保几个月的前程。 我和我的朋友准备竭尽全力,支持按上述基本条件组成的行政机构。 夏多布里昂 一个女人味盖过王妃味的声音来补偿一种不断变化的生活的痛苦。坎伯兰公爵夫人的字迹如此潦草,我都几乎认不出来了。信上署的日期是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这是我最后一次收到的这位王妃的亲笔信。唉!那段时间在巴黎支持我的其他高贵女友都已离开人世!难道我还要如此顽强地留在尘世,比我所依恋的人都活得长久?那些越老越糊涂,活够了日子记不起事来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财政部长德?维莱尔先生——我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 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辞职不久,内阁就解体了,于是如我所预料的,我的朋友们又回到内阁:德?蒙莫朗西子爵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德?维莱尔先生为财政部长,德?科比埃尔先生为内政部长。我在前面那些政治行动上参与太多,对舆论的影响又太大,以至于人家不可能把我晾在一边,于是决定派我去伦敦使馆,替换德卡兹公爵先生:只要把我打发到远方,路易十八总是同意。我去向他表示谢忱。他对我谈起那位宠臣,言语间流露出恒久不变的眷念,这种感情,在君王身上真是少见。他请我在乔治四世头脑里抹去对德卡兹先生的成见,并叫我忘掉从前与那位前警察大臣的分歧。这位君主受过那么多苦难,都不曾流下一滴眼泪,现在却为曾经有幸成为他朋友的人可能吃过的苦头动情。 我的任命唤醒了记忆:脑海里又浮现出夏洛特的身影;我的青春岁月,流亡生活带着它们的苦与乐又出现在眼前。人类的弱点让我把重返故地当成一种快乐:当年我在那边默默无闻,势单力薄,如今已是名闻遐迩,手握大权。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怕海,不敢过海峡,于是我单身赴任。使团的秘书们先我动身。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改定 一八二二年——伦敦发的第一批公函 正是一八二二年在伦敦,我才连续写出了这本回忆录中最长的部分,其中包括我去美国旅行,返回法国,结婚,上巴黎,与兄长同赴德国流亡,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年在英国居留,以及在那儿吃的苦头等内容。那里面有对古老的英格兰的描写。由于我一八二二年担任驻英使节时又描写了英伦风情,因此对一七九三年到世纪末的人物与风俗的变化感到吃惊。我自然而然地把一八二二年看到的景象与在海峡对岸流亡七年的所见所闻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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