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节 (第2/8页)

切揽在自己身上。不过，我想我可以向您保证，能选出一个明智而温和的教皇。上帝只想在波塔利斯先生的代理部长任期届满时教皇才能选得出来。

    一八二九年三月三日于罗马

    昨天，是行圣灰礼仪的星期三①，我独自一人跪在桑塔·克罗斯教堂里。这个教堂紧靠罗马城墙，在那不勒斯门附近。在这一片落寞中听那些修士们单调凄凉的歌声。我也曾想头顶方巾在这废墟中歌唱。这是怎样的地方啊！可以让追逐名利的心归于平静，可以看见人世间的一切虚浮！我不同您讲我的身体状况，这个问题很烦人。当我发病时②，有人告诉我，德·拉费隆内已痊愈。他骑马散步，他的康复被当地看作奇迹：上帝希望如此，希望他在代理期满后，能重坐部长宝座。对我来说，这能解决多少问题呀！

    ①圣灰(Cendres)：忏悔的象征。

    ②他患风湿病和头晕病。

    三月四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

    伯爵先生：

    我已很荣幸地告诉您，法国主教们已陆续到齐。其中有三位，德·拉蒂尔先生、德·拉发尔先生和德·克鲁瓦先生给我面子住到我家。第一位已于十二日晚上(星期四)同伊佑阿尔主教去了选举地；后两位也于十三日(星期五)晚上去了。

    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给他们讲了，我向他们通报了选举中多数派与少数派以及各政党的动机的重要消息，我们一致认为他们将投票支持我给您讲过的那几位主教：即加佩拉里、奥皮佐尼、邦弗尼蒂、聚尔拉、卡斯蒂里奥，以及帕卡和德·格雷戈西亚。他们将反对撒丁乱党的主教，即佩迪西尼、古斯蒂尼亚尼、加勒菲和克里斯塔尔蒂等人。

    我希望大使们和主教们之间的融洽能产生最好的效果，至少，如果偏见和私利使我的希望落空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可自责的。

    伯爵先生，我发现了从巴黎到罗马的一些可鄙而危险的阴谋，这是通过教廷大使朗布律施尼①先生的渠道而cao纵的。这还不光是让人在选举中空读分成若干章节的给德·拉蒂尔主教先生的所谓秘密指令(还无耻地作了保证的)。参加选举的大多数人都极力反对类似的阴谋诡计，他们希望能写信给教廷大使，要他断绝跟这些制造不和的人的一切关系。这些人扰乱法国的同时，终将使天主教变得众人憎恨的东西。伯爵先生，我收集到了一些真实可靠的新情况，在任命教皇后就给您寄去。这比所有的信件都要好。孰友孰敌，国王将会一目了然，政府任命也可以以这些事实为基础采取行动。

    ①朗布律施尼(Lambruschini)，教廷，驻巴黎的大使。

    您在十四号快件中告诉我，教皇大使想以莱昂十二世之死为由，在法国再次进行越权行动。我当外交部长时，在庇护七世死后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所幸的是，我们总会有办法对付这些公开的攻击。但要躲过暗中策划的阴谋，自然要困难得多。

    陪同我们的主教参加选举的随员看来是些很有头脑的人：唯一的教士、您给我讲过的库德兰就是这些顽固而目光短浅的人中的一个，他们滴水不入，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搞不清楚，您知道，他是个修士，却发号施令，他甚至有授职的权力。这些是不符合我们的民法和政治法令的。

    本周末大概可以选出教皇了。不过，如果法国主教的参与不起首要作用的话，那就难于给选举定个期限了。新的分化组合也许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为了结束选举，也许会找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当选，如旦迪尼这样的人。

    伯爵先生，我过去从来不曾处于这样的困境；不管是在伦敦当大使，或是在西班牙战争期间担任部长，还是当贵族院的议员，甚至当反对派的领袖，都没有什么使我像现在担任这样的职务面对各种阴谋诡计使我担心焦虑过。我得有个隐身之法，把自己关在牢里，四周看守森严才行。我既没钱给人家，又不能向人家许诺一官半职。五十来个老人过时的热情并未使我感到丝毫的惊讶。我得与某些人的愚蠢作斗争，还得同另一些人的世纪无知作斗争；同这些人的盲目狂热作斗争；同那些人的诡计伪善作斗争。在一切野心、利害关系、政治仇恨中，我被一堵堵的墙隔开了，被包含着那么多分裂因素的大会中的神秘隔开着。每时每刻情况都在变化，每过一刻钟都会收到一些互相矛盾的报告，这使我更加困惑，无所适从。

    伯爵先生，我跟您讲这些困难，并不是为了表明我的能耐，而是为了在选举中万一选出来的是一个违背其保证、不合我们意的教皇时，能为自己找到托辞。在庇护七世逝世时，宗教问题还没能煽动舆论，但这些问题现在却和政治搅和到了一块，宗教领袖选举从未来得这么不合时宜。

    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三月十五日，星期四

    致雷卡米耶夫人

    巴伐利亚国王身着礼服来看我，我们谈到了您。这个头戴皇冠的希腊国君看来很清楚面临的是什么，并明白人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岁月中。星期四晚上他在我家进餐，不希望有其他人来参加。

    另外，我们面临着许多大事：要选举教皇，这当选的教皇会是谁呢？天主教教徒会摆脱束缚吗？东方的一场新的战争，哪一方会获胜？我们能否从中渔利？谁来管理我们的事务？有没有一个天才的头脑能够预见到法国在这中间能干些什么，又能根据情况获得一些什么？我坚信人们在巴黎不仅没有想到这些，在客厅和卧室之间，在娱乐和法令之间，在普遍的欢乐和各内阁的担忧之间，人们为欧洲的cao心毫无用处。只有我，远离家乡，有时间来空想并关注我的周围。昨天，我迎着风暴在蒂沃利古老的路上散步，到了罗马古老的铺石路上，路面保存得如此完好，以致让人觉得是新铺上去的一样。在我踏上这些石头之前奥拉斯①曾经在这些石头上走过，但他在哪儿呢？

    ①奥拉斯(Horace，公元前六十五年—八年)，拉丁诗人。

    (一八二九年三月十七日于罗马)

    卡波尼侯爵

    卡波尼侯爵从佛罗伦萨来，给我带来了几封他在巴黎的朋友的几封推荐信。我于一八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回了其中的一封①。内容如下：

    ①也许是科尔特里亚·德·卡斯泰拉内的信。

    我收到了您两封信，我的帮忙没什么了不起，但我愿意为您效劳。我不了解卡波尼侯爵的过去，我可以告诉您，他还很英俊，顶住了岁月的消耗。您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