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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判断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我讲的话。结果，由于我觉得这些对于自己无关紧要，我没有坚持；“随你们便吧”这倒使我省去说服人和试图恢复事情真相的烦恼。我躲到我内心深处，像兔子躲进窝里一样：在那里，我重新开始观察抖动的树叶或弯折的青草。

    我并不把我这种无法克服和无意的审慎当作美德。如果它不是虚假的，至少它有虚假的外表；这种脾气与那些比我的性格更加快乐、更加可爱、更加随和、更加天真、更加感情外露的性格是不相容的。它常常损害我的感情和事业，因为我从来无法容忍解释，无法用抗议和澄清、诉苦和眼泪，唠叨和责怪、细节和辩解来达到和解。

    关于艾夫斯一家这件事，我对自己情况的顽固的沉默对于我是致命的。夏洛特的母亲无数次打听我的家人的状况，给我提供透露真情的方便。我未意识到我的沉默会造成什么后果，我同平常一样，满足于用几句含糊其辞和简短的话回答她。如果我没有这种怪癖，任何误解都是不可能的，而我也不会给人企图欺骗这个慷慨和好客的家庭的印象了。我在决定性时刻讲出了真相并不能使我得到原谅：我仍然事实上伤害了别人。

    我在悲哀和自责的心情中重新捡起我的工作。我甚至适应了这种工作，因为我想，我通过成名，也许会令艾夫斯一家不那么后悔他们对我表达的关注。这样，夏洛特支配着我的研究工作，我要用荣誉跟她和解。我写作时，她的形象坐在我面前。当我的目光从纸张上抬起来，望着我热爱的形象，好像她真的在我面前。锡兰岛的居民一天上午，看见太阳披着盛装升起，太阳的球体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光灿夺目的人，对锡兰人说：“我来统治你们。”夏洛特从一道光线里走出来，统治着我。

    忘记这些往事吧；同希望一样，往事也衰老和不留痕迹。我的生命将改变，它将在其他星空下、在其他山谷里度过。我青春时代的初恋呀，你带着你的魅力逝去了！的确，我刚才重新看见夏洛特，但是，这中间过去了多少年？往事的温柔的光线，黑夜前黄昏淡淡的玫瑰红，而太阳早就落山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革命论》——它的影响——诗人勒米埃尔的侄儿的来信

    人们(首先是我)常常将生活比作一座山，我们从一边上去，在另一边下来。也可以将它比作阿尔卑斯山，山顶光秃秃的，覆盖着冰雪，看不见背面。按照后一种形象，旅行者老是往上爬，不再下来；这样，他对走过的空间和小路看得更加清楚；这些小路不是他选择的，但他沿着这些小路爬上平缓的山坡。他怀着遗憾和痛苦注视他开始迷路的地点。因此，应该说，《革命论》的出版是我偏离平静的道路、将我引入歧途的第一步。我写完我给自己确定的巨大工程的第一部分；写下这部分的最后一个字时，我处在死的念头(我又生病了)和梦已做完的感觉之间：“Insomnisvenitimagocenjugis”①。《革命论》是在贝利印刷厂印的，一七九一年在黛博夫出版社出版。这个日期标志我人生的转变。有时候，我们的命运或者屈服于社会，或者屈从于性格，或者开始让我们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角色，突然偏离它原来的路线，像一条河流突然弯曲而改变方向一样。

    ①拉丁文，引自《埃涅阿斯纪》：“她丈夫的身影在她梦中出现。”

    《革命论》概述了我作为诗人、伦理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的一生。说我希望这部作品取得巨大成功——至少在我可能希望达到的范围内，这是不在话下的。我们这些作家，奇迹般的世纪奇才，我们拥有和未来人民保持沟通的抱负；但是，我认为，我们不知道后代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写错了他们的地址。当我们躺倒在坟墓里的时候，死亡将把我们写的或唱的话冻结得非常僵硬，以致它们不会像蒙田的“冻结的”话那样融解。

    《革命论》应当成为历史百科全书。出版的第一卷已经是相当庞大的研究工作；续集已经完稿；接踵而来的，除了编年史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注释，还有诗人的短小诗篇，《纳奇兹人》等。直到今天，我还几乎无法理解，在我到处流狼的、遭遇那么多挫折的职业生涯当中，我怎么能够从事如此规模的研究。年轻时，我常常坐下来，一口气写十二个小时到十五个小时，连桌子也不离开，反复涂改和重写一页文字。年迈未能使我失去这种埋头苦干的能力。今天，我的外交函件全部由我自己起草，而且这些工作毫不影响我的文学创作。

    《革命论》在流亡者当中引起轰动。这部作品同我的患难朋友的感情是矛盾的；我在我的各种职位上表现的独立性总是伤害与我同路的那些人。我担任过不同军队的首领，而士兵们并不属于我自己的党派。我率领保皇党去争取民众自由，尤其是他们所厌恶的新闻自由；我以同样的自由的名义，将自由党人集合在他们憎恶的波旁王朝的旗子之下。有时，流亡者的舆论出于虚荣心，依附于我这个人：英文的《杂志》以赞扬的口气谈论我，《拥护者》则充满溢美之词。

    我将《革命论》寄给拉阿尔普、然格内和德萨勒。勒米埃尔，同姓诗人的侄儿，格雷①的诗作的翻译者，一七九七年七月十五日从巴黎给我来信，说我的《革命论》取得巨大成功。肯定的是，如果说《革命论》一时有些名气，但它很快被人遗忘了：一个突然出现的影子吞没了我的荣耀的最初光芒。

    ①格雷(ThomasGray，一七一六—一七七一)：英国诗人。

    由于我几乎成了名人，上层流亡分子在伦敦寻找我。我一条条街往前走。首先，我离开霍尔鲍尔—托特汉考路。搬到汉姆斯底德路。在那里，我在奥拉里夫人家中待了几个月。她是一位爱尔兰寡妇，有一个十四岁的漂亮女儿，特别喜欢猫。我们被共同的爱好联系在一起，但不幸的是，两只可爱的小雌猫死了。那两只猫白得像白鼬，只有尾巴是黑的。

    在奥拉里夫人家中，一些邻居老太太常来喝茶。我不得不按照传统习惯陪伴她们。斯塔尔夫人在《埃杰蒙夫人家中的科琳娜》中描绘过这种场面：“我亲爱的，你是否认为水可以冲茶吗？”“我亲爱的，我想还要等一会儿吧。”

    经常参加这种晚会的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爱尔兰姑娘，玛丽？尼尔；她身材高大，